1941年4月15日，《新华日报》的头条位置，刊载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报道。苏日中立条约”，全文如下：
莫斯科塔斯社电
条约：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与日本天皇陛下，愿巩固苏日两国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兹特决定缔结中立条约，因此双方任命各自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长维阿彻斯拉夫•莫洛托夫；日本任命外相松冈洋右及特命驻苏全权大使建川美次陆军中将为各自代表。双方代表互阅国书，均属完好妥善，当即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本缔约国双方郑重承诺，将致力于维护双方间的和平与友好外交关系，并对彼此领土的完整性与不可侵犯性予以充分尊重。
第二条：若缔约国中的一方遭受一个或多个第三国的敌对行为，则另一方在冲突期间必须始终保持中立立场。
第三款：本条约自缔约双方完成批准程序之日起正式生效，其有效期为五年。若至期满前一年，双方均未提出终止本条约的声明，则其有效期将自动续延五年。
第四款，应迅速提交现行条约的批准手续。批准文件亦应尽快在东京进行交换。
本条约以俄语和日语分别誊写两份，并由双方代表亲笔签署并加盖公章，以彰显其庄严承诺并确保恪守。
昭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即一九四一年，该文件在莫斯科正式确立。莫洛托夫（签字）：松冈洋右、建川美次（签字）。
这个条约还附了一份宣言，全文如下：
宣言：
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1941年4月13日，于莫斯科举行。苏联政府方面由莫洛托夫代表签署；而日本政府则由松冈洋右与建川美次共同签署。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署，消除了日军南进的顾虑，从而将日本侵略的洪水导向了中国广袤的土地，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此举亦揭示了苏联为谋取私利，不惜牺牲中华民族利益的险恶用心。
自“苏日中立条约”及其“宣言”公布以来，舆论界一片哗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我国，我国全面抗战正处于极度艰苦的阶段。“苏日中立条约”的达成，意味着苏联“始终维持中立”的立场！这无疑给我国抗战带来了雪上加霜的困境。更令人震惊的是，苏联竟在“宣言”中声称：“苏联誓将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及其神圣不可侵犯性。”所谓的“满洲国”，实为我国神圣领土之东三省。苏日“宣言”理所当然地激起了我国爱国人士的强烈愤慨！
作为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先行者，五四运动的关键领导者，以及“七君子”事件的参与者，复旦大学知名教授、日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王造时，于1941年撰写了《致斯大林元帅的信》。此信主要针对《苏日中立条约》中有关中国领土主权的条款，表达了其遗憾与反对之情。信件由王造时亲自执笔，后经张申府修订，最终由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等九位人士联名签署，分别呈递至苏联驻华大使馆和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王世杰手中。
1957年，他遭受了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其中一项指控便是由于撰写了关于“苏日中立条约”的《致斯大林的信》。他的右派交代材料如此陈述：
彼时，重庆救国会的重要负责人召开会议，针对此事进行深入探讨。会议认为，救国会运动的兴起源于日本对东北的侵略，而中国抗战亦是为此而战。尽管苏联是我国最亲密的盟友，但该协定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记重击。与会者普遍认为有必要公开发表立场，因此现场推举我负责起草公开信，并由张申府进行审阅。我迅速草拟了一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明确指出该协定有损于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性，并表达了我方对此深感遗憾。张申府审阅后，经过再次会议讨论，最终予以修正并通过。当时，我们七位成员（即“七君子”）中，除邹韬奋同志因生活书店被迫已秘密前往香港外，其余六人均齐聚重庆参加会议。我记忆中，王炳南、张友渔等同志亦参与了会议。会议最终决定，由沙千里誊写两份信件，于次日于史良家中签署。签署者包括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以及我本人，共计九人。
然而，那封《致斯大林大元帅公开的信》竟被说成“反苏”，并污蔑为王造时一人干的！在当年，“反苏”即意味着“反共”，是罪上加罪。抱着一腔爱国之情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的王造时蒙冤受屈，是“七君子”中遭受苦难最重的人。晚年尽管平反，遗稿中他说：“幸好我没有死，否则，我要背着冤屈到棺材里去⋯⋯”
五十年代末，中苏两国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到了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中断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六百项合同，并撤回了在华的所有苏联专家。这一举动使得中苏两国的矛盾公开激化，直至双方在“珍宝岛”发生了军事冲突，这才使得“反苏”不再是一顶用来整人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