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书被参劾一事，关系到曾国藩和翁同龢的关系，然而，曾国藩在世时翁同龢与其根本不在同一量级上。翁同龢生于1830年，1856年考中状元后进入京官系统，自此没有离开过京师，毫无地方势力，这就使得其在晚清这个中央下放权力到地方的历史时期内难有真正实权的必然。
翁同龢的权力无法与曾国藩抗衡。翁同书被参劾期间，翁同龢主要作为起居注注官、实录馆监修总裁的职务，他的工作是皇权亲信才能做的工作，给皇帝皇后们天天写日记、给皇帝生平写总结，如果皇帝不信任他的才学、他对自己的忠诚是绝不敢让其承担的。万一玩些春秋笔法或采用这个或那个写作技巧给你埋些雷，自己将被后世永久笑话或鞭挞，这可非同小可呀。
曾国藩活着的时候，翁同龢最高官职是太仆寺卿、三品、主要负责皇帝皇族的交通事宜以及马政工作。1871年曾被任命为没有权力的象征性职位内阁学士，没过半年的十月二十四日其母亲病逝消息传到京城后便回家丁忧了。翁同龢或者在回家丁忧的路上或者到家没多久，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国藩病逝。
丁母忧完成后，翁同龢于1874年四月返京，此年同治皇帝病重，作为皇权亲信的翁同龢非常完美的配合了慈禧等人的政治格局圈定。因此，奕譓、奕訢、奕譞、景寿、文祥、载龄、荣禄等成为重臣之一。1875年，任职刑部右侍郎，期间审理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主持了对左宗棠的楚军、曾国藩的湘军的政治清算。
从1875年开始，翁同龢逐渐以皇权亲信的身份掌握朝中实权，任职刑部、户部尚书且入职军机处，直到1898年四月被罢官，这23年的时间是翁同龢权力较重的时期，也是具备和曾国藩掰手腕资格的时期，然而，曾国藩1872年就去世了。况且翁同龢也从来没想过复仇，在同治七年十二月晦日（十二月二十七，1869年2月10日）的时候，翁同书在日记中有如此记载：
晤湘乡相国，无一语及前事。南望松楸，相隔愈远，往年犹得展拜墓下，今何可得哉。忠恕二字一刻不可离，能敬方能诚，书以自儆。
松楸就是翁同龢的老家常熟的祖坟之地。意思很明确，今天和曾国藩见了面，聊了很多事情但没有一句话牵扯到二哥的事情。
我南望老家，万里摇拜祖坟，心中愤恨不已。然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有悲伤有遗憾就不要让别人也有如此悲伤，冤家宜解不宜结），能做到敬畏方能做到真诚。
由此可见，翁同龢内心深处还是有所怨恨，但以翁同龢在1869年的地位，只能尽心尽力地为皇权做事，皇权并不需要在乎你的心意。你的实权太小。你就是有心报仇也得忍着。曾国藩去世后，翁同龢并没有对他的儿子、兄弟有过什么矛盾和打压，都是有意识地避过。
对于政治家族来说，曾国藩参劾哥哥自然有自己的理解，肯定不认为曾国藩做得对。同时，因为政治家组的未来，面对“整治常态”还是选择忘记为妙。
翁同龢都不在意曾国藩了，那怎么办？喜欢编造历史、喜欢给人栓对的人们就开始把翁同龢与李鸿章栓在了一起。
正主人家都不在乎，谁还在乎代笔者。大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会明白一点，主使人和执行人谁更值得复仇？当然是主使人。
曾国藩作为主使人既然已经死去，且被翁同龢有意识淡忘，翁家的选择其实就是“向前看”，不希望与曾家过往的官场上经常出现的争斗而冒失去未来的风险。曾国藩虽然已经死去，但曾家仍然掌握着巨大权力和威望。那么，他还有必要去对付一个代笔人吗？
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曾国藩不会事无巨细地去做，很多笔墨都由师爷代劳也即参劾翁同书的奏章也可能是“代笔”。之所以说是“可能”，是没有通过曾国藩或曾国藩身边的人亲口说，不会事无巨细不代表什么都是代笔，或者曾国藩亲笔写或者代笔。
另外，师爷不是几个人，谁写的？翁家认定的“代笔人”只是位“狂生”而已，这个人没人、没权、没军队，报复他其实很简单，为何不去报复？
翁家作为政坛老油条家族，曾国藩在当时的重要性使其想参劾谁谁就倒霉的地步。谁代不代笔无关紧要。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1870年8月18日），《翁同龢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得徐毅甫诗集读之，必传之作。集中有指斥寿春旧事，盖尝上书陈军务，未见听用，虽加体貌，而不合以去。弹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贻湘乡之作也。
徐毅甫是谁？他就是曾经跟随在翁同书身边，且为曾国藩的好友、幕宾的代笔人。徐毅甫就是徐子苓，他生于1812年，字西叔、叔伟，号毅甫、南阳等。他与曾国藩是同年且关系比较亲密，他也是少年李鸿章的私塾先生、又做过翁同书的幕宾师爷。这个复杂的关系，为当时、日后埋了一个半世纪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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