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刚刚向中国游客重新敞开大门，但34万人的旅游团突然缩水到3万人——这背后远不止疫情这么简单。
当莫迪7年来首次踏足中国参加上合峰会时，两国官方通稿里写满了“融冰”和“友好”。 但研究印度的中国学者们却保持着惊人的冷静：他们太熟悉这种忽冷忽热的节奏了。
“中印关系一打喷嚏，整个中国的印度研究就要感冒。 ”一位学者这样形容。 过去几年，想去印度做田野调查的研究生们最常遭遇的是：签证材料石沉大海、筹备数月的学术会议临时取消、甚至连语言学习都得另辟蹊径——把学生送到马来西亚去学泰米尔语，因为印度那边的合作机构迟迟不肯发邀请函。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张忞煜助理教授点出了关键：“这轮关系波折让中文学界的印度研究承受巨大冲击。 特别是需要去德里之外搜集资料的课题，人员往来受限简直是灭顶之灾。 ”他曾在印度北方邦亲手抄写未出版的手稿，如今却可能连签证都拿不到。
印度签证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 哪怕在关系最好的时期，学者们也要面对冗长的审批流程和不同部委之间的扯皮。 但2020年之后，事情变得更难了。 旅游签彻底停发，商务签“严卡”，学术签证虽然还能申请，却常常拖到临行前才下发，让人不敢订机票订酒店。
更让人忧心的是整个研究生态的恶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刘宗义研究员发现，曾经敢为中国说话的印度学者越来越沉默：“那些对中国友好或至少客观的学者，现在几乎噤若寒蝉。 ”而中国学生对印度的印象，正从“神奇国度”变成“风险之地”。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周欣老师讲了一个真实故事：2020年边境冲突后，她准备参加马德拉斯大学的线上会议，Zoom测试都通过了，却在会前突然被通知取消——原因是主办方认为“当前双边局势不适合开展友好交流”。 学术交流的脆弱性，由此可见一斑。
研究印度的中国学者们不得不学会与“不确定性”共存。 张忞煜苦笑着说：“印度的对华焦虑什么时候会‘躯体化’，以什么方式‘躯体化’，这根本不受我们控制。”他所说的“躯体化”，是指印度社会对华的负面情绪如何转化成具体政策和社会态度。
当去不了印度，学者们只能各显神通。 有人转向“赛博田野”，试图通过网络继续研究；有人开拓新方向，比如研究海外印度裔社群。 北外就把泰米尔语学生送到马来西亚——那里有66万泰米尔裔人口，反而成了语言学习的替代方案。
这种转变意外带来了新视角。 学者们发现，海外印度裔群体极其多元，根本不是铁板一块。 “正因为不了解他们内部的省籍、信仰、种姓差异，人们才会简单认为‘硅谷印度精英抱团，华人一盘散沙’。 ”张忞煜指出这种认知偏差。
但所有这些应变措施，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真正深入的印度研究离不开实地调研。印度大量非英语文献尚未数字化，西方数据库无法替代当地的一手资料。 而没有新鲜血液补充，人才储备也在萎缩——选择印度相关专业的学生明显减少，家长们的顾虑肉眼可见地增多。
中印学术交流的温差其实一直存在。 一位学者回忆，早在2013年申请印度签证就要等半年多。 曾经蓬勃发展的旅游交流更是断崖式下跌：2019年中国赴印游客约34万人，2023年只剩3万人左右。
商业往来同样遭遇寒流。 印度自2020年起封禁数百款中国应用，对小米、OPPO等企业展开调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张书剑副研究员指出：“中国企业曾把印度看作待开发的庞大市场，但现在这种社会情绪下，谁还敢去？ ”
尽管近期出现解冻迹象——印度恢复旅游签证、中印外长会谈达成10项成果——但学者们普遍保持审慎。 一位匿名学者直言：“两国在放开程度上一直存在显著差距。我们2023年就恢复了对印签证，印度却拖到今年7月才跟进。 ”
莫迪访华确实象征意义重大，但学者们更关注实际变化。正如张书剑所说：“印方诚意需要时间考验。 长时间塑造的竞争情绪，突然要转变，可能印度人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