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国民党军统的那段往事，总让人觉得充满了暗箱操作和反共阴谋，不过没想到，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个叫阎锦文的原军统人员，居然在1981年写信去找中央，想争取一份离休待遇。邓颖超看完信后，直接批示：应当把他定为离休，不能让人家受委屈。
上海旧事与关键营救
阎锦文1914年生在江苏江阴的一个贫苦家庭，年轻时家境拮据，1929年就跑到上海闯荡。当时的上海滩，帮派横行，弱肉强食，他凭着胆识和机灵，很快在这片天地站稳脚跟，组建起一小帮人过日子。不过，没有靠山怎么行？他看中了杨虎这棵大树。杨虎早年追随孙中山，还在1916年跟蒋介石一起在江阴策反清军，关系十分铁。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杨虎在上海大开杀戒，抓捕了不少工人和共产党人，为蒋介石上位出了一份力，后来成为上海警备司令，一手遮天，连杜月笙、黄金荣都得给他几分面子。
阎锦文跟着杨虎混得风生水起，顺利进入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担任第三警备大队副大队长。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军统在上海的公开机构，专门负责监视、追捕反蒋和共产党的人，阎锦文跟着杨虎，手上沾了不少血腥。新中国成立之后，像沈醉这样的军统头面人物，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到1960年，周养浩更是拖到了1975年才放出来，阎锦文这些骨干人物，原本也难免逃不过惩罚。
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杨虎的地位变差了，他从上海溜到香港，又转到武汉。蒋介石派他去川渝一带，帮忙疏通关系，为重庆的迁都打基础。可蒋介石用完了他，就把他扔到一边，杨虎在重庆也就只挂了个监察委员的空头职位，心里不免得不爽。他本来就不是蒋的死忠，合作不过是利益结合，一旦没有用，就慢慢疏远了。这时，杨虎认识了周恩来。周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性格直爽，杨虎被他的气度和见识深深影响，两人很快成了朋友。周跟他说，党的政策是不追究过去，更看重当下和未来的表现。杨虎听了很受触动，心态也开始松动，渐渐地开始向共产党靠拢。
1945年重庆谈判时，杨虎当众挺身而出，明确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支持，还当面提醒戴笠，别指望动那些党里的领袖。到1949年，国民党的局势已经败得差不多了，杨虎一看蒋家王朝快撑不住了，干脆不想随他们一起倒下，就开始帮着共产党忙活起来。尤其重要的是，他帮忙营救了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张澜，四川南充人，清末的秀才，早年参加护路运动，后来还做过四川省省长，1941年起成为民盟的主席，大家都叫他川北圣人，威望挺高的。抗战胜利后，他一直坚持民主，反对蒋介石的专断统治。而罗隆基，江西吉安人，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也曾在上海活动。两个人都在国民党保密局的刺杀名单上，这事儿可不简单。
蒋介石一气之下，愣是下了密令，要在1949年5月时趁张澜在上海虹桥疗养院治病的时候暗杀他。毛人凤接到命令后，派出上海站的刘方雄指挥行动。阎锦文作为副大队长，直接负责此事，主要打算把张澜和罗隆基绑架到吴淞口，扔到黄浦江里。可周恩来早就通过情报知道这事，顺便联系上杨虎，杨虎一听说有个立功的机会，兴奋得不行。他就把女婿周力行和阎锦文叫到一块，布置任务：用稽查处的人手先稳住人，再偷偷把他们接走。到5月24日，解放军逼近上海，保密局也调整了计划，准备在现场刺杀。阎锦文抢先出手，把张澜和罗隆基从疗养院接出来，藏到安全的地方，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离休申请的特殊处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阎锦文被安排到上海公安局工作，后来又调到上海大中华橡胶厂驻华北机构，长驻北京。建国刚开始，国家对以前的国民党旧人员都一样对待，可军统的背景一直是个难题，幸亏1949年的营救行动把他的功劳摆在那里，张澜每次见到阎锦文，都会亲自接待，表达谢意。
到了1981年，阎锦文67岁，快到退休的年纪，他清楚离休和退休之间的区别，待遇差别简直天壤之别。离休是给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的，他虽然不是，但觉得自己也为革命做过贡献，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写信给邓颖超。信里没多讲，早年的军统经历也轻描淡写，主要说了自己的工作年限和贡献，希望能按离休待遇办理。邓颖超是周恩来的夫人，周恩来生前和杨虎关系不错。收到信后，她毫不犹豫，直接批示：阎锦文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不能忘记，他应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不能亏待他。
这批示一发下来，相关部门反应也挺快，一下就把阎锦文的档案给调整了，从此他正式享受了离休待遇，生活和医疗保障都跟得上。到了80年代初，国家开始梳理老干部的待遇问题，特别强调要关心统战对象，这事儿也算是个典范了。
宽容政策的历史回响
阎锦文的经历，要说得简单点就是个人晚年生活的稳定，放开点看，则是新中国统战工作的一面镜子。1949年前夕，上海即将解放时，国民党内部的裂痕已经显露出来，杨虎从重庆的散漫到主动参与营救，这都是个例子。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本有革命的底蕴，四一二事件后却跟蒋介石走向偏差，不过在重庆与周恩来接触后，顿时醒悟，开始提供情报，保护共产党人。周恩来在重庆办事处，耐心地说服国民党高层，团结了许多中间派，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阎锦文跟着杨虎，也从军统的骨干变成了帮忙一方的重要人物。他参与的营救行动，直接保护了张澜和罗隆基，让他们顺利抵达北京，出席政协会议。张澜作为民盟的主席，他的加入让新中国政府更显得包容多样，也彰显了多党合作的格局。罗隆基也是如此，早年远赴美国留学，归国后主张民主与宪政，反对内战。这些支持民主的人士北上，对于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来说，是蒋介石遭受的很大损失。
1981年的批示，继续延续了党的政策走向。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家开始梳理过去遗留的问题，对于那些曾经做出贡献的老同志，一概宽待。党里一直强调，改造国民党老成员，要以教育为主，惩处为辅，把轻重缓急搞清楚。像阎锦文这样的人，功过是非都比较清楚，虽然早年有些不好的表现，但到了晚年贡献还是挺大的，国家自然会给他应得的一个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