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爱思想网（2024.5.2）
原题：《有才无德的康生》
作者：曾彦修，人民出版社前社长。
1937年12月，王明、康生、陈云三位同志乘坐同一架飞机从苏联返回延安。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中，康生同志与王明同志颇为相似，身为政治局委员，其地位显赫。1938年春夏之际，康生同志曾在马列学院为我们授课，其中关于党的理论部分便由他主讲。他授课时，条理清晰，每一句话都简洁有力，绝不重复，充满激情。在讲述过程中，他提到了一位人物，名叫饶漱石，他是新四军的政委，华东局的书记，被誉为“机关枪”。康生同志对他赞不绝口，称其擅长地下工作。
康生才学渊博，对中华古典文学艺术有着深入的研究，几乎无所不晓。尤其是对戏曲史的研究，他尤为精通。书法、篆刻等技艺，他亦能驾驭自如。他的书法、篆刻和画作均颇具水准，然而他却从不轻易示人。回国后，他深知分寸，用四川话来形容，就是非常“识相”。那些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理解的，在他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文艺造诣，似乎并不适宜。因此，一些领导人的诗作很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而董老等人的作品，偶尔会出现在小报的角落。
康生的学识深不可测，一旦显露，往往引发诸多纷扰。他在诸多领域都达到了惊人的造诣，例如京戏，他不仅了解透彻，甚至能亲自敲击小鼓。我曾目睹康生亲自指挥京戏乐队。记得1938年7月1日，正值延安首次庆祝建党十七周年，党校举行纪念大会，并邀请马列学院全体学员参加。会议结束后，还有午晚两顿丰盛的宴席。党校位于延安城东十几二十里，而马列学院则位于北门外七八里处。我们一大早就出发，抵达后便享用了丰盛的猪肉和羊肉。中午会议期间，还有几位美共青年一同参与。康生担任大会主席，张闻天发表演讲，晚上则上演了京戏《打渔杀家》。江青饰演女儿萧桂英，表现极佳。那时的江青美貌动人，大约二十七八岁。当时我便意识到，江青不仅擅长电影，同样精通京戏。阿甲在剧中扮演父亲萧恩。后来江青却对阿甲进行了残酷的打压。当时江青还未与毛泽东结为夫妻，仍是一名党校的学生。康生身为党校校长，力邀江青出演萧桂英，而他亲自担任乐队指挥。1980年，我在广西参加一次会议时，遇到了当时党校的人，也是马列学院的校友韩世富、李成铁。我询问那天是否是康生打鼓，他们证实说确实如此。他们表示，为那场演出康生准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事先已经排练多次。
康生一生勤奋，工作节奏紧凑，哪有闲暇去学习这些？他在上海地下党组织中负责“特科”，工作更加繁忙。在苏联居住的几年间，他可能阅读了更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机会在莫斯科研读中文古籍。然而，1938年他竟能演奏小鼓，这是从哪里学来的？这足以证明他的过人才智。在领导土地改革时，他还向我们传授京戏知识。他问我们：“你们懂得什么是‘水袖功夫’吗？”他指出，通过观察一个演员挥舞水袖的方式，就能看出其演技水平的高低。在旧社会，“水袖功夫”这个概念颇为流行，若有人被赞誉为拥有“水袖功夫”，那便是对其演技的最高赞誉。我们年轻人中没有人真正理解这一点。他向我们解释说，一个演员的才华，只需看其水袖舞动的次数便可得知。水袖的运用并不简单，大家切勿轻视，这一技艺能够展现演员的修养，尤其是青衣角色，虽然只是简单挥舞几下，却能将角色的悲欢离合表现得淋漓尽致。
康生对中国文化的造诣，非止于一知半解，实则广博深厚。在解析《西厢记》时，他指出人们多知王实甫之作，却鲜有人了解董解元的版本更胜一筹。他总能信手拈来，展示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篇章，让我们评判优劣。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源自自学。在苏联度过的数年以及在延安的漫长岁月里，他勤奋学习。他的智慧与卓越的记忆力令人敬佩。即便在1924年至1925年间，他在上海大学投身革命活动，仍能挤出时间深入研究，这种毅力与才智，实在令人钦佩不已。
这成何体统！
在这段涉及康生的叙述中，我们不过窥见其一二。这部分堪称精品：康生断不会做出类似江青的荒唐之举。他所展示的书籍，乃是著名的中国戏曲专家傅惜华的珍藏，恐怕堪称全国之最。尽管康生及其同伙将国家的、民间的“帝、封、资”文化积累焚之一炬，他却凭借国家权力，将这些文化瑰宝收入囊中。提及此事，我竟难以启齿。康生，你究竟是什么身份？
在康生所掠之物中，便有一方制作精巧的瓦砚。女专家指出，我国此类瓦砚现今仅存数件，且皆已流失海外，在国内或许仅存康生所获的这一方。此外，尚有一半枚虎符，女专家称其是在解放后于京郊出土的，质地为玉，而通常虎符均为铜制，此玉质虎符更是迄今为止的唯一发现。由此观之，康生所追求的，皆为世间独一无二或极为罕见的珍品。
康生的博学多识、知识渊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堪称最为广泛。陈独秀虽略知古学，却未能深究。瞿秋白虽然有所涉猎，但似乎也未能精通其中诸多学问。
他是个害人狂
他是个害人狂。
1948年，我仍旧投身于土地改革的工作。临近春节，我们抵达了黄河以北，临近黄河的阳信县，随后便驻扎在何家湾村，那里正是渤海区党委的所在地。由于春节期间不宜外出下乡，我们选择继续留在何家湾村。就在那时，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康生向我们详细讲述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是如何获释出狱的，情形描述得非常清晰。他们大约填写了某种表格，发布了相关报道，并完成了出狱手续。然而，在“文革”期间，康生却宣称他们全都是“叛徒”。
在山东土改行动展开之前，康生已在当地逗留了一月有余。在此之前，邓子恢负责管理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工作——在土地改革初期，这一步骤往往占据首要位置。邓老先生虽才干卓越，却不及康生那般果断，有时在面对问题时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于是，指挥权得以更迭，康生接任，得以随心所欲地施展手段。康生在山东对两个区党委进行了彻底的整顿。其中一位是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当时年仅三十余岁，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威望。康生不仅将景晓村逐出领导岗位，还将渤海区的行署主任一并拿下。另一位则是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我们抵达阳信不久，康生便从胶东返回何家湾，对林浩进行了整治，使其失去了领导地位。
对于这两位人士的详细信息，我们一无所知。然而，从毛岸英那里，我们却能窥见一二。当时，我们四人合住在一间狭小的房间内，共同挤在一张炕上。我们三个年轻人，加上毛岸英，都是身材高大的个体。毛岸英刚刚从苏联归来不久，性格较为随和，言语也较为随意。那时，我们习惯称康生为“康老”。毛岸英提到，康老对林浩的处理方式太过粗暴。这里提到的“粗暴”，是如今我使用的词汇，因为我们习惯使用这两个字。至于毛岸英刚回国时是否使用这两个字，我已记不太清。他的意思是说康老的处理方式太过粗暴。一个政治局委员，怎能如此对待他人呢？！
在“文革”时期，康生的整人行为尤为恶劣，他制定了一系列名单，涉及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以及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这些人因此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以凌云为例，他曾是康生的秘书，在延安枣园社会部期间便担任此职，并非普通秘书，而是极为重要的角色。1947年至1948年，康生前往山东，凌云也作为整个工作团的秘书随行。康生对凌云深信不疑，却将凌云逮捕。大约七八年前，我见到凌云时，询问他在“文革”期间被囚禁十多年的原因，他回答说是康生所为。我对此感到不解，问他康生为何要抓他，他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康生在公私两方面都找不到抓他的理由。凌云提到一个例子，康生与夫人曹轶欧在济南因某些原因关系紧张，康生因此患上神经病。他邀请曹轶欧到自己家中，安排她住进好房子，以避免双方关系恶化，影响康生的工作。当时康生是山东中央分局的书记。凌云表示，自己不仅在康生身边服务多年，还帮助调解他家庭的矛盾，但不知为何，自己也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关于康生为何抓他，凌云没有详细说明。我问他康生为何要抓他，他不是老资格，只是个三八式成员，在党内并不显眼（尽管后来成为安全部长）。康生的迫害行为如此普遍，以至于他最终被永远开除党籍。
为何他选择对他人进行迫害？其动机又是什么？或许部分原因源于苏联的影响。然而，在中国，似乎只有不断迫害他人，才能维持生存。因此，他一直沿用这种方法，最终成功地将自己保护到底。
此人头脑清醒，不糊涂。
此人思维清晰，绝非糊涂之人。在特定场合，他能够倾听他人反映真实情况，并展现出宽容的态度。这正是我本人的写照。至于凌云，他至今仍在此，他可以从侧面为我作证。
1947年大约在六月或七月，我在晋西北参与了土地改革工作，康生担任团长，我则是团员，团员总数不过七八人。七月期间，康生在晋西北临县的郝家坡主持了土改工作会议。由于大组长张邦英和张琴秋不愿在炎热的天气里长途跋涉八天去参会，我便被指派去旁听。在前往兴县郝家坡的路上，我已经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几位同志那里得知了康生那边的状况。那一晚，我便住在他们所在的村庄。那村庄里居住着吴玉章、王明等几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他们都需要特别关照，因此办公厅行政处在这里设立了办事处。虽然平时大家并不常打交道，但彼此都较为熟悉，自1941年至1946年，我们一直是老朋友，彼此之间互相信任。他们告诉我，康生那里的情况非常特殊，各机关干部意见颇多。土改工作团的名声在外，人人皆知。他们指出，康生所在的地方出现了多处吊打、挖掘地财的现象，尤其是挖掘祖坟的行为尤为严重。康生身为中央土改团的团长、政治局委员及长期的社会部长，无人敢惹。这里聚集了包括后方工作委员会、叶剑英、杨尚昆在内的一大批人，这些情况他们都很清楚，但他们都不满，却不敢发声，唯恐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办公厅行政处的这几位同志建议我去拜访吴老，并向康生反映情况。我实言相告，担心吴老年事已高，此时可能已经休息，不愿打扰。我深知，即便吴玉章的言论也无法对康生产生影响，我去反映问题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抵达郝家坡后，我便投身于听会之中。此次听会，是晋绥分局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区的土改工作团需汇报各自的土改工作进展。尽管晋绥地区面积不大，经济条件也较为贫瘠，但地委的数量却多达八个。与会者包括晋绥分局的书记李井泉以及数位部长和几位参与试点的县委书记。此时，陈伯达已经离场，未参与会议，是因为刘少奇需前往西柏坡设立中央工委，在途经此地时，将陈伯达一同带走。而陈伯达亦带走了田家英，致使他们所在的团队实际上已宣布解散。保德地区的廖鲁言出席了会议，于光远亦在列。然而，由于于光远的手指严重化脓，他不得不在兴县接受住院治疗，因此全程未能参与。如此一来，康生所带领的工作团仅剩两人参与，而我则是作为旁听者出席。
本次会议虽由李井泉名义上主持，实则由康生掌舵。那么，究竟发生了何事？康生提出了一条极具局限性的原则：即迎合贫苦雇农的需求。鉴于普遍的贫困状况，农村普遍陷入贫困，因此康生主张在贫困之中寻求解决之道，即便是错误地没收了不应被没收的财产，也要用以满足贫苦雇农的需求。在康生的领导下，会议强调群众动员与斗争的必要性，号召全面打击地主，务必将地主彻底推翻。此外，康生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已历经大幅修改。
在晋西北，康生推行了一些怎样的措施？首先，他认可并推广了“化形地主”这一理论。所谓的“化形地主”，指的是那些虽然家境贫寒，实则故意伪装贫穷的人。这一做法导致许多人的家庭背景被追溯至三代以前。如果祖父曾是地主，即便到了第三代仍被视为地主，即便他们被称为“破落地主”或“化形地主”。其次，他们挖掘土地，搜寻所谓的“地财”。由于农村普遍贫困，资源有限，人们开始挖掘土地，寻找隐藏的元宝和银元。一般而言，老实的农民即使生活贫困，也不愿意参与此类活动。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做法被视为违背道德。过去，中国有厚葬的传统，较好的家庭会陪葬一些银器和元宝。但在晋西北地区，金器相对较少。在临县，这种挖掘行为相当普遍，试点村庄中许多都开始挖掘坟墓。这种错误行为已经失控，不仅破坏了社会道德，也摧毁了人们的良心。谁愿意参与这种事情呢？只有那些道德沦丧的地痞流氓。他们缺乏道德底线。第三，郝家坡也发生了死亡事件，特别是妇女遭受了残酷的殴打。这一切都是为了追问家中的财物藏匿之地。据说郝家坡有两个人因此自杀，他们被逼迫交出银元和元宝，无路可走，只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会议中，康生并未直接提及此类事宜，也未公开发表支持或反对的观点。然而，对于是否允许这些行为，其言辞显然有所不同。与会者都期待他在此次会议上对这些问题给出明确态度。毕竟，在你康生亲自尝试的领域，出现了人员伤亡的情况，作为政治局的一员，你该如何自处？然而，他在会上并未对此进行指责。
“你们这东西简直要害死人了，赶紧把它烧掉。”这实际上意味着该文件已被废除，不再适用于实际操作。
我们在朔县采取的策略与他在临县所倡导的迥然不同，实施的方法亦是相去甚远。然而，当我单独进行汇报时，康生却能够认真聆听。若他听而不闻，反而指责我右倾，那我就陷入困境了。由此可以看出，他并非愚钝之辈，内心实则洞若观火。在我阐述观点时，他没有提出异议，甚至在汇报过程中，他沉默了至少一个小时。
在这场汇报中，主动开口的是他。而关于此事，我素未向他人提起。毕竟，一旦讲出，恐怕难以让人信服，仿佛是在夸大康生的能力。然而，那天的情况却是如此。汇报在当晚十一点钟准时展开，由凌云在白日时分告知于我。康生却坚持要求我向他做单独汇报。在汇报过程中，他首先详尽地向我介绍了他所在单位的工作情况，让我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坐下。无奈之下，鉴于对方身份之尊贵，我唯有耐心听完，方才继续汇报。
我的言辞确实颇为棘手，我携带了三份土样和一袋糠制的窝头，均以旧报纸包裹。其中土样，一袋以沙为主，我指出这种沙地占据了全村土地面积的九成以上，尽管分给每人十几二十亩，却无人问津。第二袋土壤含沙量较重，但并非全为沙土，占全村六至七成。两者相加，已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第三袋土壤则是沙土与普通土壤各占一半，这类土壤在全村仅占一至二成。要耕种并收获，唯有选择此类土壤，还需依赖肥料和井水。南方人恐怕难以想象，北方以井水灌溉田地。北方的井水有甜井和苦井之分。我所在的柳村就有两个井，一个是甜井，另一个是苦井。北方将水质清澈、口感不涩的井称为甜井，而苦井则带有盐碱、苦涩味，这些水不适宜种植庄稼，仅供日常使用。北方若能打出甜井，简直如同天赐之福。在有井水灌溉的良田，一亩地能收获数百至数千斤。我在汇报时提到，我们不仅分得了土地，还访问了相关群众，但他们普遍缺乏兴趣，因为中农原本拥有的土地相对较好，却换得五亩沙地，实际上并未受益。我还向康展示了那袋糠窝头。康询问这是否是百姓的食物，我回答说，百姓尚未享用，这些是县委的储备，也是我在县委期间所食。因此，当地人对分配土地失去了兴趣（朔县为新解放区）。我的这番策略相当高明，深知康生机智，从事保卫工作的人必须第一点就是机智。不带些东西，凭借我的身份，我又能说什么呢？我的汇报，康生听得很认真，或许觉得我这个年轻人竟能如此汇报。若随意发言，问题也无法解决。因此那天晚上他并未对我进行整治。此后对我的看法也可能因此次事件而改变，可能认为我并非轻易发言的人。简言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我在汇报中提及，我们村并无地主，仅存两位被定义为“富农”的人物，并详述了相关细节。他们虽然家境宽裕，但仍未达到正式的富农标准，因为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自身劳动所得。对方讥讽我为“书呆子”，仅仅用这个词来评价，本身就颇具意味，因为他没有给我贴上“反革命”或“反党”的标签，也没有指责我站在恶霸地主的立场，只是简单地称呼我为书呆子，并要求我遵从贫雇农的意愿被“扫地出门”。这一事件表明，他的言论与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存在偏差。即便了解了实际情况，他依然坚持采取极端的“左”倾政策。至于背后的原因，现在无法详述。不过，很明显，他私下里和公开时的做法并不一致。他在公共场合的言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寻求自我提升。
康生是两面派。
康生并未因为我向他在晋西北土改时期所作的汇报以及我所采取的措施与他存在差异，便将我视为反动派。解放初期，我计划前往青岛治疗关节炎，途经济南，便前往山东分局组织部报到。当时，他的夫人曹轶欧大姐担任组织部长一职。抵达后，康生邀请我暂留数日。他引领我至自己的办公室，向我展示他刻制各式各样的印章。他还特意拿出了济南国民党总司令王耀武的印章，并现场为我展示盖印的过程。我深知，他此举意在表明，他认为我并非一个毫无头脑的人，尽管我比他年轻十几岁。
他言道，自踏入济南已有时日，却尚未来到大明湖一游。恰逢明日为星期天，我决定前往，愿与你同行。翌日，夫妇二人、时任济南市公安局长凌云，以及我，共同租得一艘小船，于大明湖上荡漾，尽情游赏。
此外，他还带领我们参观了王耀武曾逃亡的那堵墙洞。在大明湖的一些区域，高墙林立。我们的身份地位相差悬殊，一个是普通党员，另一个则是政治局委员。此次拜访，他对我礼遇有加。他之前并不认识我，而且我在晋西北的汇报内容与他以往不同，那么他为何当时没有将我视为敌对势力而进行打击呢？这表明他的真实内心与外在表现并不一致，我早就有所察觉。
“算你走了好，否则可能会更麻烦。”
提出这些观点，旨在揭示一个关键点：康生是一位表里不一的人物。切勿仅看到他凶狠的一面，他的内心实则明镜高悬：唯有坚持极端“左”倾、打击一切的态度，才能攀升至高位。然而，在私底下，他也渴望洞悉某些真相。那些如实向他汇报情况的人，他并不会加害于他们。因此，他与张闻天形成了鲜明对比。张闻天略显迂腐，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君子。而康生则没有这种迂腐，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甚至超过张闻天，却一生低调内敛，从不露锋芒，未曾创作过一首诗或一幅画。这是为何？∗∗∗∗∗∗据传，隋炀帝曾因一首诗中的一句“空梁落燕泥”等，将一位才华横溢的大臣薛道衡处死。薛道衡是隋朝初年的著名官员。∗∗∗∗∗∗
康生，一位多才多艺至极的人物，其才华之广博，几近不可思议。然而，在政治权力的驱使下，他竟堕入道德的深渊，行径之恶劣，令人瞠目结舌。他更是个典型的两面派，对上对下，态度迥异，即便面对事实，他也心知肚明。康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堪称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他通晓文学艺术，然而，他所知与所行，恰成鲜明对比。众所周知，涉猎文学艺术者，往往文雅高尚，而他却精神龌龊，暴虐成性。康生头脑清晰，在1960年代，他曾担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掌握着意识形态的大权，包括戏剧等领域的决策。他似乎有几分日丹诺夫的风范，但实际上，仍有所不及。康生的人格缺陷显而易见，为了维护和提升自己的地位，他不惜迫害他人，毫无人格可言，更遑论革命者、共产党人的称号。世人皆应以他为鉴，任何有才华之人，都应引以为戒，切勿将才华误用，走上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