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一个为陈毅量身打造的死亡陷阱已经在大余县布下，敌人动用了叛徒，设计了圈套，只等他走进预设的埋伏圈。
可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罗网，却因为一碗水和一句含混不清的方言，被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整个计划的崩盘，始于陈毅踏出山林前收到的那封信。
一封“太干净”的信
送信的人是交通员陈宏，信上说延安派了特派员，点名要在大余县见陈毅。这对于和中央失联许久的南方游机队来说，本是天大的喜讯。
但陈毅捏着信纸，指腹摩挲着边缘，心里却泛起了嘀咕。这张信纸太新了，也太干净了，完全不像是一封穿越了敌人重重封锁线的文件该有的样子。
更关键的是，按照秘密交通的规矩，这种重要信件都应该用米汤写就，遇火或碘酒才会显字。可眼前这封信，连水渍的痕迹都没有。事出反常必有妖，陈毅决定亲自下山，但他此行的目的不是赴约，而是探一探虚实。
农妇家里的“富贵”与“乡音”
陈毅与同行的黄赞龙一路上就感觉不对劲。往日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盘查关卡，今天竟然空空荡荡，只有几个蹲在树荫下卖烟卷的小贩，可他们的布鞋底子却干净得不像常走山路的生意人。
疑心越来越重，陈毅没有直奔约定地点，而是拐了个弯，先朝交通员陈宏的家走去。他打算敲山震虎，从陈宏这里旁敲侧击些情况。
开门的是陈宏的妻子，一个妇人。陈毅借口口渴，讨一碗水喝。就在妇人转身舀水时，陈毅的目光被两样东西牢牢吸引住了。一是她身上那件藕荷色的丝绸旗袍，在乡下显得格外刺眼；二是她手腕上那只叮当作响的银镯子。
陈毅心里咯噔一下，陈宏做兵运工作，每月不过三块大洋的津贴，他妻子哪来的钱穿绸裹银？这日子过得太“富贵”了。
黄赞龙随意地开口问道：“陈老弟去哪儿了？”
妇人头也不抬，一边搓着衣服一边回道：“去团部了。”
就是这三个字，让陈毅手里的粗瓷碗瞬间变得滚烫。妇人浓重的赣南口音，让“团部”两个字听起来和“糖铺”几乎一模一样。而“启安糖铺”，正是这次接头的绝密地点，其机密程度，连炊事班的老李都不知道具体位置。
一个家属，怎么会知道这个连内部人员都未必清楚的地方？她还说得如此轻松随意。离开时，陈毅特意在门口的泥地上踩了踩，几个清晰的军靴印子嵌在凌乱的鸡爪印中间，更加印证了他心里的猜测。
糖铺门口，最后的印证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结论：陈宏叛变了，所谓的接头就是一场鸿门宴。但陈毅还需要最后的确认。
他们一行人慢慢靠近糖铺所在的街道。原本热闹的街市，此刻却冷清得吓人，两边还多了不少陌生的面孔，眼神不善地四处打量。
糖铺的幌子仍在风里晃着，但柜台后头坐着的却是个生面孔，指甲缝里还沾着墨渍，看着像个账房先生，可这年头卖红糖的小本生意，哪里需要一个专职记账的？
就在这时，巷子口闪过两个人影，长衫下摆露出了马靴的尖头。陈毅立刻蹲下身假装系鞋带，余光一瞥，正好看见糖铺二楼的窗户闪过一道亮光，那是望远镜镜片反射的日光。
旁边老茶馆的伙计借着添水的机会凑了过来，嘴唇几乎没动，飞快地丢下一句话：“糖铺王掌柜前天被带走了，新来的老板抽香烟。”红军队伍里，没人抽得起那种昂贵的洋烟。
所有的碎片拼凑成了一张致命的网。陈毅当机立断，没有丝毫犹豫，朝同伴们猛一挥手，低喝一声：“撤！”
大家立刻心领神会，仗着对地形的熟悉，迅速消失在纵横交错的小巷中。身后很快传来急促的哨子声和杂乱的脚步声，敌人封锁了城门，甚至在山脚下放火烧山，试图将他们逼出来。
结语
后来才知道，交通员陈宏早就被大叛徒龚楚策反。那封信，那个所谓的特派员，都是敌人精心布置的骗局。
一场大雨不期而至，浇灭了山火，也洗去了陈毅和战友们撤退的痕迹，让他们得以在岩缝中躲过一劫。
陈毅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依旧心有余悸，他曾感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可敌人连你喝水的碗里都要下毒。”在那样的环境里，生存本身就是一场无声的较量。胜利不只取决于枪炮，更取决于你是否能从一杯水、一件衣裳、一句方言中，洞悉对手的杀机。
这种融入血液的警惕，和对蛛丝马迹的洞察，才是真正的生存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