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窝会议落幕之后，张国焘再度收获“督军会议”的果实，然而，他并未因此感到满足。
重返卓克基、马尔康地区之际，张国焘再次萌生旧念，主张红军主力应经阿坝挺进，以占领青海、甘肃的偏远地带[1]。对此，中共中央于8月15日14时，向朱德、张国焘发出电报，详述其中的利弊，并敦促左路军尽快与右路军会合，共同北上推进，“左路军需仅派出支队，以掩护后方顺利前进。五军、三十二军应立即向毛（尔盖）方向开进”[2]。
1935年8月18日，我军右翼部队开启了北上的征程。
8月18日，叶剑英与程世才率领红三十军二六四、二六五团，作为右路军的先锋部队，自卡龙村启程，踏入草地区域。他们途经腊子山东麓的谷兴隆洼谷地，跨越冬亚卡以东的垭口，继续前进。梁家卡进发，向年朵坝前行。[3]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索花寺庙举行了一次扩大会议。与会者包括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因周恩来同志身体不适，未能参加）。会议集中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就夏洮战役后续行动所作的汇报。
毛报告指出：
我们的战略部署，一方面指向东方，即陕西方向；另一方面则着眼于西方，涵盖青海与新疆地区。红军的主力部队应优先向东进发，致力于拓展陕甘边界地带，而非越过黄河向西推进。当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核心，未来向东拓展时，应将后方基地迁移至甘肃东北部与陕西交界的区域。
毛总结会议，再强调：
东西向的选择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定地采纳积极向东发展的战略。在夏洮战役中，应选择从包座至岷州（今岷县）的路径，以便集中三支或更多军队的力量，尽可能沿此路线行进。左路军需与右路军汇合。阿坝地区需迅速发起攻势。我们必须坚持向东推进，不可因一时的困难而转向西方。[4]
张闻天提议：“由泽东同志执笔起草一项决议，以补充上一次政治局所通过的决议（即1935年6月28日政治局就战略方针所通过的决议）。[5]”
当此一日，毛泽东着手撰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并在其中明确指出了夏洮战役结束后红军主力的行动方针：面对当前明确的敌人态势，为了落实六月二十八日战略方针的基本决策，我们必须迅速部署主力，确保占领以岷州为轴心的洮河流域（重点为洮河东岸）地区。依据该地区，东进。为拓展陕甘辽阔的疆域，确保中国苏维埃运动得以持续蓬勃发展的坚实基石与稳固根据地。”，“政治局认为，当前阶段将我军主力西渡黄河，挺进青宁新开辟的地区，实属不妥，极为不利。然而，政治局并未对此予以否定，并坚持认为有必要派遣一支支队前往该区域进行活动。[6]”。
刘伯承回忆称，在“沙窝会议”落幕之际，毛泽东便在构思与起草决议的过程中向他透露心迹：“我时常在思考，我们的根据地应当设立在黄河以东，而不应置于黄河以西，唯有如此，方能与民众紧密相连。” [7]
刘伯承感慨道：
这句话很重要，印象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正如毛主席所言：“唯物主义，从里到外，从始至终，其核心便是引领群众投身斗争。”他进一步指出：“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必要性。若不致力于为群众谋福祉，不引导群众参与斗争，那[便]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在河东设立的根据地——特别是在后来的抗日东进行动中，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主席这一思想的真谛。[8]
毛泽东的这番话也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也好，其实都是针对张国焘企图逃避民族革命斗争大方向而孜孜于“南下”或“西进”的纠结心态而去的——会议结束后的两天里，徐向前、陈昌浩就曾两电朱德、张国焘：“……”不宜分兵出西宁[9]”，“……主力不当西向或西宁……[10]”。
在毛尔盖会议落幕之后，右路军的主力部队便陆续展开了向北的进军。
8月21日，黄开湘与杨成武率领的红一军团第四团，作为右路军左翼的前锋部队，自毛尔盖索花村启程，经屈锦桥踏入草地，继而攀登麦拖岗。，经下色既塘[11]、后河[12]、桑门柯[13]向年朵坝林彪率红一军团二师紧随前进。[14]
8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与徐向前、陈昌浩等将领率领的前敌总指挥部，紧随右路军右翼部队的步伐前进；翌日，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第一师、军团直属部队以及军委纵队，亦随右路军左翼部队并肩前进。红三军团紧随其后跟进[15]。与此同时，李先念率领红三十军的主力四个团（不包括二六二、二六七、二六九团），许世友、王建安分别率领红四军的七个团（不包括二十九团），亦沿右路军右翼部队的路线陆续跟进[16]。
8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传达了毛尔盖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核心内容，并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进行了阐释。同时，对张国焘进行了劝诫。政治局认为，现阶段将我军主力西渡黄河，挺进青、宁、新等偏远地区，实为不妥之举，其后果尤为不利。（然而，当前政治局并未对此表示反对，并认同有必要派遣一支队伍前往该地区执行任务）……[17]”，“若主力部队西进至黄[洮〕河之西，我们可能错失先机。敌方一旦沿洮河设防封锁，我方被迫转向黄河以西。届时，敌方沿黄河东岸封锁，我方将面临地形、经济和居民条件等方面的巨大不利。鉴于该区域涵盖甘青宁三十余县，总人口不过三百万，汉族人口不足一半，与黄河以东地区相比，差距甚远。新疆地区不适宜派遣主力力量进行经营，这一点尤为显著且明显。[18] 同日，徐向前与陈昌浩亦向朱德、张国焘发出电报：“务必即刻令左路军靠近右路军，或迅速前往班佑，以便两路军能够合力向夏、洮、岷地区进发。兵法有云，主力合而复分乃兵家之大忌，此事关乎革命前途，望速作决断并即刻回复，任何犹豫都将贻误中国革命的大业[19]”。
截至8月底，右路军的主力部队相继抵达班佑，并在巴西、阿西茸、包座等地集结完毕，同时成功赢得了包座战役的胜利。红一军团则着手从拉界（那盖）地区出发，对北进道路的情况进行侦查。
朱德与张国焘重返卓克基、马尔康一带，随即指挥左路军主力北上。8月19日，左路军先锋部队顺利占领查理寺，次日又攻占阿坝。至8月底，红军总部及左路军部分力量已集结于查理寺与阿坝地区。
8月23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抵达阿坝，在阿坝格尔登寺的喇嘛罗车儿兄弟指引下，攀越了加绒拉热尔山口，沿着结柯河一路前行，直至黄河畔的齐哈玛（位于甘肃省玛曲县境内），旨在搜寻合适的渡口及渡河路径。然而，连日秋雨不断，导致河水猛涨，部队历经三天的侦察与探索，终未发现理想的渡河点。不得不循原路8月28日前后回阿坝。[20]据此可见，张国焘在此期间已萌生了“西进甘、青”的意图——若其目的在于北进夏、洮地区以实施“夏洮战役计划”，则选择齐哈玛渡黄河便显得不合逻辑：夏、洮地区位于黄河的右侧。而齐哈玛渡河则是横渡至黄河的左侧，若欲前往夏、洮地区，便需再次渡河以抵达黄河的右侧——恰巧黄河在此区域形成了一个“回头弯”。（参见图4-1）。
张国焘欲渡黄河西行
8月28日，左路军的前锋红五军率先踏入草地，向嗄曲河畔进发以探明道路[21]。8月30日，朱德与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自查理寺启程，踏入草地[22]，并向左路军驻扎于卓克基和马尔康的后方部队首长周纯全、倪志亮发出电报，安排北进的各项事宜。然而，他们亦向川康省委发出指示：“以阿坝为枢纽，瑞龙应驻阿坝，未来三十一军政治部亦需在阿坝大规模展开工作，使阿坝成为苏区的一部分”[23]。次日凌晨2时，张国焘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其犹豫与拖延的态度开始显现。西固绝非敌方留下的可乘之机，敌方早已有所防备。若一、三军各自孤军深入，试图夺取，不仅无法制服敌人，反而可能陷入敌人的掌控之中。”，“五军、九十三师以及二十五师，共计七个团，预计需三天时间方能抵达班佑。“吾等宜集结兵力，加大推进力度。三军需休息一至两天，以备在包座与敌展开决战。至于商政事宜，速速回复。” [24]
8月31日下午2时整，徐向前与陈昌浩联名向朱德与张国焘发去电报，汇报了相关情况。一军绕道罗达出动。三军即到根据“或跟进”的安排，同时紧迫催促左路军主力火速汇合，一同向北推进：“此刻重任在肩，需迅速集结全力，突破岷、西、成封锁线。康地则是敌军主力汇聚之地。除了保留两三个团用于阿坝、查理寺的后方掩护外，其余部队应立即集结，即刻前来支援。三十一军绝不能分散，绝不能前往该地执行掩护任务。再者，此地粮食和居所充足，补给左路军后仍有余裕，若继续前进，需求将更为增多。” [25]
翌日正午时分，徐向前、陈昌浩携手毛泽东，共同向朱德、张国焘发出联名电报，详细阐述了当前的敌情以及继续向北推进的有利形势。他们满怀信心地表达了期望，即待左路军抵达后，将一支队伍部署至南坪方向实施佯攻，另一支队伍则向文县进发，以此牵制敌人。同时，主力部队将在武都、西固、岷州一线展开攻势，坚信定能赢得辉煌的胜利。[26]
然而，张国焘仍旧拖延推脱。9月2日，他向徐向前与陈昌浩发出电报：
徐、陈：
⒈葛曲河水位猛涨，消退缓慢，侦察队上下三十里内均未发现可徒步涉水之处，搭建桥梁的材料亦极为匮乏，各部所剩粮食仅够维持四日。
2.当葛曲河水量较小之时，徒步涉水尚属可行，然而此刻不宜逗留。我方即刻展开对涉水点的进一步侦察，同时着手搭建桥梁。次日，各部队将按原地进行驻扎，保持原地不动。
3.敬请考虑派遣一二团兵力，包括工兵连，从二十四马鞍腰出发，途径牙磨河草区，抵达渡河地点与我们会合。葛曲河两岸有树木覆盖，适宜搭建桥梁。
⒋请务必尽快查明班佑、阿依跟康、上下三安曲、查理寺的道路状况，以便未来二纵队能够改道经此行进。
⒌防敌断右翼联络。
朱、张
九月二日[27]
张国焘在电报中的表述显得诚意不足：当朱德与张国焘带领红军总部抵达甲本塘（即电文中的“箭步塘”）时，红五军的先锋部队已到达嗄曲河边缘。尽管嗄曲河水位上涨，但河面并不宽阔，且左路军拥有一支技艺高超的造船队伍，能够通过架桥或舟渡等方式过河——某些河段甚至可以徒步涉水。至少，派遣少量侦察员过河以探查路况并非难事。然而，他却要求班佑和巴西地区的右路军跨越数百里草地前来支援或侦察路线，这难道不是故意制造麻烦，故意拖延时间吗？
至此，毛泽东与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商议后，亦决定派遣部队前往支援[28]。
然而，翌日，张国焘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决意南下！
[如上图4-2所示：此图呈现了1935年红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穿越水草地时的行军路线复原图]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朱德总司令始终坚持执行中央的北上决策，其电文署名“朱、张”并不能作为他批准或认同电报内容的依据。当时，红军总部的电讯部门实际上被张国焘所控制，他完全具备条件在朱德和刘伯承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向外发送电报。朱德的回忆录对此有明确记载，而本文引用的当时通信部门负责人宋侃夫的回忆也同样证实了这一情况。
注释
[1]《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59页，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00年8月首次出版。
[2]《中共中央致朱德、张国焘关于当前应全力北上的电报》（1935年8月15日14时），收录于《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首次出版，第626页。
[3]《陈昌浩与徐向前就右路军出动情形及对左路军行动之建议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8月18日18时），收录于《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第630页；《徐向前、陈昌浩就执行向洮河东岸发展方针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8月20日20时），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第128页；《叶剑英1982年3月1日谈话记录》，摘自《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二版），第104页。
[4] 《毛泽东年谱（1893～1976）》（上）第507页，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并于1993年由人民出版社及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5]《毛泽东年谱（1893～1976）》（上）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载于人民出版社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联合出版的版本，第507页；《张天年谱·上卷（1900～1941）》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0年8月首版，内容详见于第260至第261页。
[6]《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当前战略方针作出的补充决定——毛儿盖会议纪要》（1935年8月20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收录于《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首次出版，第637至638页。
[7]《刘伯承同志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纂委员会成员的对话：从张国焘视角探析红四方面军历史中的若干问题》（1961年1月26日），该文原件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
[8]《刘伯承同志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成员的交谈：从张国焘视角审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若干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稿现藏于中央档案馆。
[9]《徐向前与陈昌浩就执行向洮河东岸发展方针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2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
[10]《陈昌浩、徐向前联名致朱德、张国焘关于岷州根据地向东拓展发展之意见电（1935年8月21日夜间）》，收录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一书，第1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首次出版。
[11]此坝不仅被称为色既坝，更是该地最早建立的色既坝（后迁移至现今色地乡政府所在地），亦称金银山，坐落在麦曲河的右侧河岸。
[12]麦曲河，亦称后河或黑河，其源头位于冬亚卡（洞垭）一带，蜿蜒流过下色既坝，最终汇入若尔盖县域，并融入黄河的怀抱。
[13]桑门柯，汇入麦曲河的溪流。
[14]《陈昌浩、徐向前就党中央方针及右路军行动状况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1935年8月21日夜间）》，收录于《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第636至第63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首次出版；《林彪就红二师抵达腊子塘的情况致聂荣臻等人的电报（1935年8月21日18时）》，亦见《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第6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首版。
[15]《聂荣臻就部队行动状况向林彪的电报（1935年8月22日，凌晨6时）》，收录于《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首次出版，第641页。
[16]《陈昌浩、徐向前致朱德、张国焘电：关于党中央方针与右路军行动状况（1935年8月21日深夜）》，《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载第636至63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
[17]《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中央文件），收录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一书，第127页，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92年8月首次发行。
[18]《中共中央就当前战略方针所作之补充性决定——致左路军通报》（1935年8月24日），收录于《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首次出版，第644页。
[19]《关于徐向前、陈昌浩就左、右路军行动所提建议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1935年8月24日10时），收录于《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首次出版，第643页。
[20]查阅《玛曲县志》，位于第55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8月出版；同时，《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一书，可在第159至160页找到，四川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1月首次出版；此外，《甘南文史资料》第15辑中收录的《甘南藏传佛教寺院概况》一文，可详见第184页。
[21]《陈伯钧日记》收录在第448至第451页，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
[22]《伍云甫日记》选自《红军长征日记》，收录第207至208页，由档案出版社出版，1986年版本。
[23]《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倪志亮、周纯全：关于左路军集结班佑并与右路军会合北进的指示（1935年8月3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载于第649至6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首次出版。
[24]《朱德、张国焘就右路军兵力集结及继续大举前进事项致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1935年8月31日凌晨2时），收录于《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首次出版，第652页。
[25]《徐向前、陈昌浩联名提出迅速全力突破岷县、西固、成县封锁线的建议》（1935年8月31日14时），收录于《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首次出版，第653页。
[26]《关于当前形势对我军发展极为有利的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文》（1935年9月1日14时），收录于《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654～第655页。
[27]《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葛曲河涨水导致左路军东进受阻的电报》（1935年9月2日），收录于《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第657页。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二次印刷，第2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