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长达七十年的革命岁月里，以其冷静而务实的态度、周密而果断的风格而闻名。然而，这位经受了无数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其心底同样蕴藏着炽热的情感。透过历史的尘埃，我们得以捕捉到陈云四次泪洒衣襟的瞬间。在这些泪水里，汇聚着他对战友的深切情谊、对事业的无限眷念，以及对信仰的坚定不移。
为商务印书馆工友泪流。
1930年五月之初，阎锡山与冯玉祥在中原及鲁西南地区，李宗仁与张发奎则在湘粤桂边界地带，共同发起了针对蒋介石集团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冲突。这场国民党内部新军阀间的混战，虽令民众承受了极大的苦难，却也为革命事业带来了可乘之机。
“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所在。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便无法实现一省或几省的胜利。”
会议结束后，李立三主导制定了一项以武汉为枢纽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及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激进战略。在七月，重点推进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起义筹备工作。进入八月初，在党提出“军事化”的口号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设立由李立三担任书记的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起义的最高指挥机构。李立三同时担任江苏省总行委的书记。当时党内盛行家长制的管理模式，缺乏民主氛围，实行“一言堂”，对于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志，往往采取压制和打击的手段，给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和主义”等标签，甚至撤销、调离其职务，乃至开除党籍。
陈云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因上海邮电工会领袖陆宗士未将罢工行动持续至终，陆宗士遭到江苏省委的处分，他悲痛欲绝，痛哭一场。朱佳木，陈云的秘书，曾回忆道：“曾有一次，上海邮电工会的工人领袖陆宗士提出主动复工的倡议，此举却遭到了严厉的指责，甚至面临开除党籍的处分。陈云同志向我表示，陆宗士往昔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我们之间相识，对于组织如此对待他，我内心难以接受，他因此痛哭失声。”
青年时期的陈云
“少奇同志在会上曾言，这乃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首次主动退却。”在此之前，每一次罢工，都必至资方开除罢工工人，方能称作“工罢到底”。
为红军未获苏援物资而泣。
1935年6月，陈云毅然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现今的宝兴县灵关镇）脱离长征队伍，肩负中共中央代表的使命，前往上海，着手恢复并推动白区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他在上海积极寻求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方式，并计划向其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最新动态，特别是遵义会议的重要情况。
七月，陈云抵达上海，入住法租界天主堂街的新永安街永安旅馆，继续沿用其在中央特科时期所使用的化名“李介生”。他通过电话联络到了章乃器，进而通过章秋阳引荐，与潘汉年的胞弟潘渭年取得了联系。最终，陈云成功与远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联系，并约定在上海会面，商讨接下来的行动计划。
然而，正当陈云抵达上海之际，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等36人不幸被捕。7月22日，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和宣传部代理部长董维健等亦遭捕。仅两天后，共青团上海中央局书记文德亦被捕，并选择了叛变。陈云从报纸上得知，自首叛变者中认识他的人多达72名，这使得他一时难以着手工作。幸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得知陈云抵达上海，并了解到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党的组织混乱，遂决定“许多留在上海的党员应暂时前往苏联”。上海中央特科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陈云赴苏联的指示。“当时决定先由小开（即潘汉年）先行，而我因任务在上海，故未立即决定离去。”后来，催促愈发紧迫，陈云才踏上赴苏联的旅程。
宋庆龄周密策划，借助马海德的协助，陈云于1935年8月初悄然从上海启程赴莫斯科。同年9月初，陈云抵达莫斯科。在那里，斯大林倾听了他的报告。陈云的长子陈元回忆道，斯大林聆听时态度专注，听后亦感触动，认为红军在思想上更为成熟和坚强。陈云在报告中指出共产国际派遣了一名不良分子（李德）至红军，此人行为不端，导致红军遭受挫败。斯大林闻言，立刻追问李德的身份，得知情况后，他明确表示李德并非共产国际成员，亦非其派遣。陈云得知此事后，内心愈发沉重。这名冒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人所做恶行，却非共产国际派出的。陈云勇敢地向斯大林提出，尽管共产国际并无恶意，但其行为却给中国红军带来了重大损失，应给予适当补偿，如提供部分武器。斯大林对此表示赞同。
至1936年9月11日，共产国际作出决议：“一旦中国红军攻克宁夏地区，将提供1.5万至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及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弹药。这些武器预计将于同年12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集结，并通过著名的乌拉圭洋行进行销售，以备运往宁夏之需。”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为该计划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条件。紧接着，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指示全军需在一个月内进行休整，并做好渡过黄河的各项准备，随后红军主力将向北推进，以夺取宁夏。10月25日，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余人开始西渡黄河，为执行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做好了准备。
红军西路军一部
此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果断决定，成立一支代表团返回国内，旨在迎接肩负夺取宁夏战役重任、负责打通国际通道使命的红军部队。陈云同志被任命为代表团团长，负责在边境接收武器。12月8日，陈云率团从莫斯科启程，乘坐火车抵达阿拉木图，并在当地换上苏军提供的棉袄和皮衣等装备，随后秘密前往霍尔果斯。在那里，他们亲眼目睹了苏联为援助红军而准备的武器和弹药。
受国民党军队的阻截，宁夏战役的计划不得不暂停。鉴于苏联政府决定借助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将援助物资运送至新疆与甘肃的接壤地带，渡河的部队随即组成了西路军，转而向新疆进发。恰在此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机构指示陈云等人暂停行动，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12月14日，《真理报》苏联版刊发社论，对西安事变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性质诡异”，并指责汪精卫是利用张学良部队内部强烈的抗日情绪，有意挑起事端。西安事变爆发后，苏共中央鉴于其背后存在日本势力的身影，遂对先前承诺支援中国红军的武器援助作出调整。陈元回忆道：“听闻此讯，父亲悲痛欲绝，痛哭流涕。”究其原因，西路军已无退路可寻，继续西行至新疆的行动亦变得毫无意义。
随后，西安事变得以和平收场，苏联的领导人亦转守为攻，宣布将一如既往地向中国红军输送军事物资，确保西路军得以继续向西挺进。然而，这一转变的滞后，却令西路军错失了绝佳的战机，陷入了不利局面。在河西走廊这片土地上，西路军面对补给中断、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马步芳部骑兵的灵活“围剿”，逐步陷入绝境。战事最终以惨痛的结局收场，西路军仅少数成员成功突围，徒步抵达新疆，而大部分士兵则或战死沙场，或在被俘后惨遭杀害。
陈云题碑的红军西路军进疆纪念碑
为东北解放喜极而泣
抗日战争的胜利之后，陈云踏上了东北的土地，开始了长达三年又八个月的不凡征程，在这片广袤的东北战场上纵横驰骋。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便曾断言：“即便我们失去了所有现有的根据地，只要我们能够掌握东北，那么，中国革命便拥有了坚实的基石。”
首先，“决定设立东北中央局”，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等五位同志担任委员，并指定彭真同志担任书记；其次，“调配一百个团级别的干部前往东北”；最后，“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旨在壮大东北我方实力，并力求掌控东北局势”。
中共中央起初的规划旨在“独揽东北”，意图通过掌控沈阳、长春等关键城市及铁路要道，迅速稳固政权。然而，面对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援助下的大规模北进，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下，迫使中共撤离各大城市。加之东北民众在日伪统治下长期生活，对国民党存有幻想，对共产党则知之甚少，这些因素使得八路军、新四军进入东北后，在生活与作战上都遭遇了巨大挑战。最终，我们的军队不得不从锦州一路撤退至沈阳，再退守四平，直至长春，最终北撤至松花江畔，导致全军士气严重受挫。
随着东北根据地节节败退、面积不断缩减，陈云正积极在北满地区展开剿匪行动，同时动员群众，努力打造北满根据地，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此期间，陈云频繁向中央和东北局发送电报，强烈要求派遣主力团支援北满剿匪。他坚信，唯有如此，北满根据地的建立才能得以圆满。1945年年底，三五九旅的部队陆续抵达北满，迅速奔赴各地展开剿匪工作。仅用一个冬天，便基本肃清了大部分土匪，迅速扭转了北满分局成立初期土匪占据三分之二县城的被动局面。在此基础上，陈云率领当地干部群众，积极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最终在北满地区站稳了脚跟。
1945年11月，陈云等同仁向党中央提交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明确提出“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的战略目标已难以实现，因而建议采取“主动撤退”的策略，转向北满、东满、西满等广袤的农村地区，以此建立起坚实的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对此建议表示赞同，并于12月28日颁布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中央指示，明确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
然而，这一战略方针并未得到充分执行。1946年3月6日，东北局在抚顺举办了扩大会议，会议由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主持，旨在研讨东北地区当前的局势以及我党在该地区的战略布局。会议期间，围绕是否应建立和稳固广泛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随着四平的陷落，东北局于1946年5月21日从长春迁至哈尔滨，并于5月26日与北满分局合并。经过深思熟虑，6月16日，毛泽东同志电示东北局，正式决定：“林彪同志担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位同志担任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共同组成东北局常委会”，旨在加强统一领导。
1946年7月，东北局趁着美国介入东北停战之机，于3日至11日于哈尔滨举办了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对过去九个月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深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统一了思想认识，并就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进行了研究。在会议召开前，陈云受东北局之托，负责起草了《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草案。7月5日，该草案正式上报中央，并在扩大会议上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经过7月7日的充分讨论，决议草案得以通过，这一历史性决议被后人称为“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明确了党在东北的工作和作战方针，标志着党在东北的战略重心实现了从军事斗争向巩固根据地的转变，对于统一东北全党全军的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坚持南满，绝无一人撤退。”
自陈云、萧劲光、萧华等英明将领的领导下，我军依托临江、长白、抚松、靖宇四县有限的根据地，历经108个日夜的殊死搏斗，在极端困难的境地下，连续四次击退了国民党十万大军的猛烈进攻，最终赢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辉煌胜利。此战不仅巩固了南满的阵地，而且与北满的“三下江南”战术相互呼应，形成了钳形攻势，彻底扭转了东北战局的被动局面，为1948年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云解放战争初期
至1948年岁末，我党军队人数已达百万，武器装备亦显著升级，根据地于短短三年内得以建立与巩固。东北全境解放之际，于沈阳励志社举行的庆功盛典上，陈云同志感慨万分，强调东北全境的解放实属来之不易。陈云同志的秘书刘家栋回忆道：在庆功会上，陈云同志眼含热泪，面对这来之不易的辉煌局面，此情此景成为了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目睹他泪流满面的时刻。此次泪落，源于对过往艰辛历程的深切感慨，亦是对在逆境中取得的辉煌成就所引发的强烈感动。正如毛泽东所言：“东北的胜利，为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干部基础。”
为刘少奇平反落泪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首都北京隆重召开。在此次会议上，陈云同志光荣地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亦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在陈云同志的领导下，中央纪委将平反冤假错案确立为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翌年1月，中央纪委首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将“加速处理积压案件，切实做好冤、假、错案的复查与平反工作”作为中央纪委必须重点抓好的三项工作之一。
在陈云的领导下，中央纪委亲自负责对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一批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进行了复查与平反。
刘少奇是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为“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刘少奇一案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1978年岁末，在邓小平和陈云等领导的关怀下，王光美终于走出了长达12年的监禁生涯。不久，她携子刘源造访陈云宅第，以表达谢意。刘源回忆道：“三中全会圆满落幕之后，随着母亲的身体逐渐康复，有一天，我陪伴着她前往陈云叔叔的家中致谢。甫一见面，陈云叔叔便率先开口，他说，你父亲的案件必定会得到平反，这堪称中国最大的冤案。然而，正因为其重大，我们必须更加审慎，务必做到尽善尽美。”
“中央常委各位同志均已审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和中纪委，共同彻查刘少奇案件。”
杨攸箴，当年负责刘少奇案件复查工作的人员，对陈云的批示记忆犹新：“若无陈云同志的批示，此案恐难启动，复查亦无从谈起。陈云同志明确指出，应由中央纪委与中组部联手对刘少奇同志的案件进行复查，此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遵照陈云的指示，中央纪委与中央组织部联合组建了刘少奇案件复查小组。在整个复查过程中，陈云始终对案件进展保持高度关注，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将每件事情都做得扎实到位，确保证据确凿无误，使得后世之人审视时，无任何可指摘之处。”
彼时，刘少奇同志的案件档案累计达420余卷，而“王光美专案组”的相关案卷亦增，总计竟达570卷之巨。
经过长达10个月的深入调查与研究，复查小组揭露了所谓针对刘少奇的“定罪”证据，实则毫无根据，绝大多数为虚假陈述和强迫供词的产物。复查小组凭借着确凿的事实，逐一驳斥了强加于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在此基础上，他们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详实而准确的复查报告。中央政治局对此报告表示一致赞同，并据此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恢复名誉的决议（草案）。
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郑重决定，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崇高名誉。针对刘少奇同志问题所涉及的不实指控所导致的冤假错案，相关部门已着手进行平反。
“昭雪刘少奇同志的冤屈，不仅是对我们党和国家一位重要领导人的名誉的恢复，更是对因刘少奇同志冤案而受损的广大干部、党员、工人、农民以及青年学生的名誉的修复，同时也是对历史真实面貌的还原，对我党和我国政治生活原貌的恢复。”
5月17日的午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逾万人，齐聚人民大会堂，共同举行刘少奇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发表悼词，对刘少奇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高尚的品德给予了高度评价。追悼仪式落幕之际，邓小平同志走到王光美同志面前，紧紧握住她的手，语气坚定地说：“这是好事，这是胜利。”
在刘少奇同志的追悼仪式上，陈云同志专程自杭州赶来，他紧握王光美同志的手，默默无言，眼中泪光闪烁。刘源回忆道：“往日里从不轻易流泪的陈云叔叔，这次却流下了泪水。”这泪水中，既有对战友遭遇苦难的深切痛惜，亦蕴含着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省；既有在目睹战友冤案得以昭雪后的激动之情，亦洋溢着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终胜利的喜悦。
1980年5月17日，在刘少奇同志的追悼会上，陈云同志向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女士表达了深切的慰问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