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一打响，广州军区41军121师361团就往高平方向推进，发展挺快的，但越军在丛林里搞了不少抵抗。大约在2月18日左右，四连在宗梅地区负责掩护担架队和医疗所转运伤员，队伍里有四十多人受了伤，护送的战士也伤亡不少，越军火力封住了道路，还派特工混入队伍。
黄招强那会儿是四连三班的班长，广西人，1958年出生，1977年参军，带兵也就两年时间，就被挑中带班了。他个头不高，但打仗非常稳当，平常训练就喜欢琢磨地图和敌情，上级把最难的活儿交给他：带十几个战士深入敌后，找到失联的伤员队，保证把人完整带回来。
接到命令时，黄招强没多说一句话，当天就带队出发。出发前，他只强调了三点纪律：走路不要留下明显的痕迹，遇到任何人先保持距离，等待对方主动开口；看到穿着我军制服的人也要多观察一会儿；队形随时可以散开准备战斗。这三条后来都用上了。
队伍直冲热带雨林，雨水淋漓、蚂蟥叮咬，还有突然出现的越军侦察兵，样样都够折磨人。他们连续走了一天一夜，靠指南针和地图一边摸索一边前行，终于在一片密密的竹林深处找到了那支伤员队伍，只剩下三十七个人，担架上抬着重伤的同志，护送的战士几乎都中弹带伤，弹药也差不多用光了。
黄招强又把人给编排了一下，轻伤人员抬着重伤的，自己这边的战士每人照顾两个伤员，把子弹也都分得公平。翻开地图，他把原来的路线和那条近的岔路都划掉了，然后选择了一条几乎没有人走的山脊线，多绕了二十多公里，可这招敌人想不到，留不到痕迹。
这条路真是不好走啊，要翻三道山梁，还得渡七条溪，伤员行动缓慢，队伍拉得长长的。黄招强让会打的人站在两端和中间，随时准备伏击。走了大半天，总算到了宗梅河谷，那边只有一座藤条吊桥，晃得厉害，下边是几十米深的激流。
他先派了两个战士空手走过桥，来回几次试试桥板，再在对岸转了一圈，确认没有伏兵才让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去。过桥的时候，大家都屏住呼吸，有人腿发软就爬过去了。对岸树多，藏人的地方挺多，黄招强就让最后一个过桥的战士把几根藤条砍断，拖延敌人的追击速度。
天完全黑下来，队伍又前行了几公里，找到一块炸平的空地歇脚。黄招强只把当天的口令“胜利”告诉了自己带的战士和几位确认身份的人，其他人都没提。他自己没打算睡觉，趁着月光悄悄数人头，本来心里算着五十七个人，结果数到第六十二个。
多出五个人，这几位藏在担架旁边，衣裳虽破，但没有血迹和泥巴，走起路来也挺利索。黄招强一看立马拔枪大声叫出口令，自己人纷纷回应“胜利”，那五个人只张嘴没发出声。哨兵开火，立即击中那五个越军特工，现场就被击毙，身上还带着短刀、手雷和一张手绘的行军地图。
他们是在过吊桥的时候趁黑暗偷偷混进来的，想等到半夜里行动，做到里应外合。一听到枪声，山上的越军就迅速冲下来，黄招强赶紧安排能动的人占据弹坑和倒木，把伤员集中在低洼的地方，自己带着几个人进行反击，用手榴弹把缺口炸开，将被包围的战士们接回来。
这场战斗持续了四十多分钟，黄招强左腿中了两枪，右臂也受了伤，可他还是咬紧牙关，把最后一个人拖了回来。队里点点清点，伤员一个没少，自己人也全都平安无事，敌人被击毙十七个。第二天一大早，继续前行，终于和主力汇合，全员顺利回到基地。
这事儿一上报，黄招强就被记了一等功，中央军委还给他授了“战斗英雄”的头衔。那会儿他才21岁，伤还没完全好，就又归队接着带兵。战事一结束，他就留在部队，从班长一点一点升到排长、连长，后来还考上了国防大学，还去俄罗斯学习，最后最高干到了正师级。
这件事一传开，很多部队都拿出来当教材讲，重点讲了三点：一是战场上警觉心要刻在心里，任何细节都不能忽视；二是带伤员不能只追求速度，要把敌人的想法想在前面；三是口令简单但实用，关键时刻能救命。
黄招强之后也很少提起这件事，他总说是运气不错，战士们配合得好，伤员们咬紧牙关坚持下来，才没酿出大乱子。实际上，他制定的那几条纪律和路线选择，才是真正影响成败的关键。越南的特工非常狡猾，专门钻我军心软的空子，冒充伤员、民工，甚至还装扮成妇女孩子，很多人因此吃过亏。
那场战斗中还真不知道碰到多少类似的事，不过黄招强这次可真遇到几种危险全都照面了：失联、尾追、伪装渗透，甚至还得在深夜走偏远的山路，哪怕一个环节出差错，整个行动可能都泡汤。他之所以能把人安然带回来，靠的不过就是平日里积攒的点滴经验，战场上的一份冷静和镇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