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
1464年，明英宗去世后，其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世称成化帝。
与父亲一样，明宪宗的一生也充满了戏剧性。
一、早年经历
1447年（正统十二年）12月9日，明宪宗出生于北京紫禁城。
1449年，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俘虏，弟弟朱祁钰临危即位，改元景泰。依据事先约定，年仅3岁的朱见深被立为太子。
但在1452年时，朱见深的太子之位遭景泰帝废黜，被降为沂王，而改立景泰帝之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夭折）。
1457年，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完成复辟后，朱见深重新被立为太子。
朱见深从小由祖母孙氏抚养成人，自幼便被卷入皇位之争，精神压力极大，因而落下个口吃的毛病。幼年的复杂经历使得他性格敏感多疑，对权力更迭充满着戒心，从而为其后来依赖宦官和万贵妃的行为埋下了伏笔。
1464年明英宗去世，17岁的朱见深即位，改元“成化”，成 为明朝第八位皇帝。
二、在位期间
即位之初，明宪宗便顺应人心，平反于谦冤狱，恢复了于谦之子的官职。
恢复明代宗朱祁钰的帝号（虽未完全平反，但缓和了景泰朝遗留的政治矛盾），展现出政治宽容，博得了朝野的一片称颂之声，保证了政局稳定。
任用李贤为少保、华盖殿大学士，倚重彭时、商辂等阁臣，斥逐佞幸，体谅民情，蠲赋省刑，考察官吏，朝中能臣汇集。
由于名相、贤臣的辅佐，加之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使得成化初期人才济济，朝政清明。
明宪宗在即位之初还是以明君的形象出现的，但到其执政中、晚期，则逐渐走上了下坡路。
（一）经济
成化年间的经济状况呈现出复杂性和矛盾性。
一方面，社会生产在经历明初的恢复后继续发展，商品经济活跃。
1、恢复基础
明朝前期（洪武、永乐）的休养生息政策为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成化年间，整体上农业生产技术（如水利、肥料、轮作）和主要农作物（水稻、小麦、棉花）产量在部分地区仍有提升。
2、手工业的持续发展
（1）官营手工业
规模庞大，成就辉煌。
景德镇御窑厂在成化年间达到鼎盛，烧造的瓷器，尤其是斗彩（如斗彩鸡缸杯、天字罐）工艺精湛，釉色柔和，精美绝伦，被誉为“明代瓷器的巅峰”，代表了明代瓷器的最高水平之一。其中尤以鸡缸杯受到追捧，在明代后期已渐成价值不菲的收藏品。
其它如织造、铸钱等官营工场也在运行，但效率低下，工匠负担重。
（2）民营手工业
民营手工业发展更为7显著。
纺织业：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和棉纺织业非常发达，出现了专业化的市镇（如苏州、松江）。“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劳动关系更为普遍，资本主义萌芽在局部地区继续孕育。
制瓷业：景德镇民窑产量巨大，行销海内外。
矿冶业： 民间铁、铜等开采和冶炼有一定发展。
匠户制度松弛：轮班匠可以纳银代役（匠班银），使得更多工匠能投入民间商品生产，促进了民营手工业的活力。
3、商业与商品经济的活跃
（1）国内贸易繁荣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流通。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绸、瓷器、铁器、盐、茶等是主要流通商品。运河、长江等水路运输繁忙，区域性市场网络形成，一批工商业市镇兴起。
（2）商人势力壮大
商帮（如徽商、晋商）势力日益显现，资本雄厚，活动范围遍及全国。
（3）货币经济
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地位更加巩固，铜钱（制钱）也大量流通。
（4）海外贸易
由于官方朝贡贸易的衰落萎缩和严厉的海禁政策（虽然成化后期有所松弛），致使民间走私贸易极其活跃，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区域。中国商品（丝、瓷、茶）通过走私渠道大量输出到日本、东南亚，换取白银等物。沿海豪强、商人甚至官员都参与其中，形成武装海商集团。
而另一方面，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加剧、自然灾害频发、财政危机加深等问题日益突出，民生困苦，社会矛盾尖锐。
1、土地兼并严重
这是成化年间最突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皇室（皇庄）、勋贵、宦官、官僚地主利用特权，疯狂兼并土地。大量自耕农因之破产而沦为佃农或流民。同时，土地集中也导致国家税源流失（地主常隐匿田产或转嫁赋役），使得小农负担加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剧增。
2、流民问题恶化
土地兼并、赋役沉重、天灾（水旱蝗疫频发）是流民产生的主因。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其中尤以荆襄（今湖北、河南、陕西交界）山区流民聚集最为严重，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如成化元年的刘通、石龙起义，成化六年的李原起义）。朝廷虽通过军事镇压和设置郧阳府安抚流民，但根源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3、屯田制度败坏
卫所屯田被军官、豪强侵占，屯军逃亡或沦为佃户，导致军粮供应紧张，国防开支压力增大。
4、财政危机与苛捐杂税
（1）收入减少
土地兼并导致税田减少（地主隐匿田产）、屯田败坏、盐法混乱，财政收入来源萎缩。
（2）支出庞大
皇室奢侈（明宪宗宠信万贵妃，赏赐无度）、官僚机构臃肿、军费开支巨大、河工赈灾等。
（3）赋役沉重与转嫁
为了弥补亏空，朝廷和地方不断加派赋税、徭役。沉重的负担主要落在尚未破产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身上，加剧了社会矛盾。
（4）宦官与皇庄之害
明宪宗宠信宦官集团，宦官势力膨胀，干预经济，管理皇庄、税关、矿税等。皇庄直接与民争利，管理太监往往横行不法，大肆搜刮民财，侵夺民田，成为经济上的巨大蠹虫。
总体而言，成化年间的经济，是在明初恢复发展的基础上，矛盾集中爆发和深化的时期。在商品经济和手工业局部繁荣的表象下，深藏着由土地兼并、政治腐败和财政危机导致的深刻社会矛盾和民生凋敝。它既是明朝中期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也为理解后来张居正改革的背景提供了关键线索。
（二）军事
成化年间军事形势与当时的经济、政治状况紧密相连，呈现出外患频仍、内乱迭起、卫所制度加速败坏的特点。
明宪宗统治时期，明朝面临北方蒙古鞑靼部的持续威胁、内部大规模流民起义的冲击、西南土司叛乱以及沿海倭患初显等多重挑战。
1、核心挑战
蒙古鞑靼部在成化年间，势力逐渐得到恢复，频繁南下侵扰明朝北部边境，尤其是河套地区（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河套水草丰美，易攻难守，成为蒙古骑兵理想的跳板。
因此，蒙古鞑靼部是明朝当时最大的外部威胁，河套问题成为成化朝战略焦点和核心议题。
朝廷内部对河套问题争议极大。主战派（如王越）认为必须彻底解决河套问题。
主守派则认为劳师糜饷、得不偿失，主张依托长城（边墙）加强防御。
而明宪宗前期偏向积极主动，后期则态度转向保守，大规模出塞行动减少。
成化年间组织了多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如成化六年、八年、九年等）。将领如抚宁侯朱永、都御史王越、兵部尚书白圭等都曾率军出塞。
特别是都御史王越，曾取得红盐池大捷（成化九年），奇袭鞑靼王庭。成化十六年又取得威宁海子之捷。
他主张积极出击解决河套问题，但因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未能从根本上肃清河套之敌或建立稳固统治。
最终，明廷耗费巨大，河套问题也未能得到解决，蒙古骑兵的威胁持续存在，成为明朝长期的边防压力。明朝主要依靠加强边墙防御和增兵来应对。
2、成化犁庭
明英宗时，建州三卫地区的女真人开始骚扰掠夺辽东。到了明宪宗时，对于女真人的犯边行为，最初仍以招抚为主。
成化三年（1467年）四月，宪宗派武忠前往建州三卫，向其宣布朝廷的诏谕，但遭到建州三卫首领董山等人的强烈抵制和反抗。明宪宗遂令明军兵分三路出征，同时命属国朝鲜发兵助剿，结果大获全胜，并在战后处死了董山。
建州三卫不断报复明朝，明宪宗便在1479年再次发兵征讨建州。此次的统率是太监汪直和总兵朱永，兵分五路，同样大获全胜。
经过两次征讨后，建州三卫大为衰落，处于分散、微弱的状态。
3、镇压多起起义
（1）荆襄流民起义
成化元年（1465年），刘通、石龙在荆襄地区发起流民起义，规模浩大，建立政权。明廷派重兵镇压，次年平定，刘通被杀。
（2）李原起义
1470年， 刘通余部再起，李原又发动起义，声势更大。朝廷再派都御史项忠调集重兵围剿。项忠采取残酷镇压（包括诱降后屠杀）和强制遣返的手段，将起义平定。
1476年，明政府在该区域设立郧阳府，允许流民附籍、开垦荒地、纳粮当差。
（3）苗民起义
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苗族）因不堪官府和土司压迫，时常发生反抗。
成化年间，发生了多次规模较大的苗民起义。成化十五年，湖广总兵李震镇压了靖州苗乱。
4、沿海倭患初显
成化年间，沿海地区已开始受到“倭寇”侵扰。
由于明政府的海禁政策，导致了民间走私贸易盛行。部分中国沿海武装走私集团与日本浪人（真倭）相勾结，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进行劫掠。
对此，明廷加强了沿海卫所、水寨的防御，并多次下令剿捕。至成化后期，倭寇侵扰的频率和规模已发展为上升趋势。
5、军事制度的加速败坏
（1）卫所屯田崩溃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军屯土地被军官、豪强大量侵占，屯军（军户）不堪重负，逃亡严重，导致兵员不足，军粮自给体系瓦解，国防开支激增。
（2）军户制度僵化
军户世代为兵，地位低下，逃亡和反抗不断，导致战斗力低下，士气不振。
（3）京营与班军废弛
京营（中央军）和轮班戍边的“班军”训练荒废，多被权贵役使，形同杂役，战斗力堪忧。
（4）将领腐败与宦官监军
将领克扣军饷，贪腐成风，士兵生活困苦。
明宪宗宠信宦官汪直，致使汪直权势熏天。
汪直曾多次出任监军，甚至直接统领京营精锐出征（如成化十六年、十七年两次率兵出大同塞外），排挤压制真正有才能的边将。
宦官监军加剧了军队内部矛盾，干扰了正常指挥，是成化朝在军事上经常遭致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5）募兵制兴起
面对卫所兵不堪用的情况，朝廷和地方在应对大规模战事时，不得不更多地临时招募士兵（民兵、义勇等），为日后募兵制的广泛推行埋下了伏笔。
（6）战术层面
在具体战术层面，明军有时能运用火器（神机枪、炮）取得优势，但整体技术优势并不明显。
总体而言，成化年间的军事困境是明朝中期财政拮据、国力下降、制度僵化的集中体现。
未能解决的河套问题成为长期边患。
对内的残酷镇压虽暂时平息了起义，但未能解决流民产生的根源。
军事上的巨大消耗加速了财政危机和社会矛盾的积累，为明朝中后期的持续动荡（后来更大的边患和倭乱）埋下了伏笔。
同时，卫所制的加速崩溃，也促使了军事制度向募兵制方向的缓慢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