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曾流传一种说法，即林彪所乘的飞机之所以选择北逃，实乃因中央政府发布的“禁空令”所迫。据称，林彪的座机在从山海关起飞不久后，便不得不返航至山海关机场。这正是因为山海关机场实行了封闭，跑道上的灯光未开启，256号飞机在无法正常降落的情况下，不得不被迫转向西北方向，飞往境外。
林彪坠机现场
“九一三”事件之后，围绕着“禁空令”的问题有些离奇的传说，其中最主要的有林彪座机是被“禁空令”逼走的一说。分析这些传说的原因大致有三：首当其冲，是对当时具体情势的不甚明了；其次，是飞行领域外行人所发表的门外汉言论；最后，则是缺乏科学支撑的个人臆测。
禁空令或净空令是指禁止或清理特定区域上空的飞行活动。
1971年9月13日，当凌晨的钟声敲响0点32分，林彪所乘的飞机于山海关机场擅自升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大约在1点55分，飞机跨越了414号界桩，踏入蒙古国领土之际，中央果断下达了命令：“自此刻起，未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黄永胜）以及吴司令员（吴法宪）共同签署的指令，任何一架飞机不得擅自起飞。”这便是“九一三”事件中著名的“禁空令”，亦有人称之为“净空令”或“禁航令”。
自命令发布之际起，严禁任何飞机升空。换言之，自那时起，除林彪座机已越境之外，我国领空内不应再有飞机存在。若发现有飞机，即视为非法，违反中央的指令，故称之为“禁空令”。既然地面飞机不得起飞，空中自然不会有飞机飞掠；既然空中无飞机飞驰，这片天空便应保持宁静，或是空旷。从这个意义上讲，称之为“净空令”亦是合理之选。
此外，在各国地图上，均明确标注了禁止飞机在其上空飞行的区域，这些区域被称作“空中禁区”。这些区域通常涵盖国家的大都市或关键的军事设施。尽管名为“空中”禁区，其划定却依据地面范围的大小。空中禁区的设立，旨在保障大城市居民的生活安全和宁静，或是为了保护某些重要地面设施的保密性。此类规定往往具有长期性。以北京市区为例，其机关和居民区密集的地面以上空域，便属于“空中禁区”范畴。对于所有进出北京市各机场的飞行员而言，了解我国首都的飞行管制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全国性的“禁空令”并不多见，类似“九一三”事件期间发布的“禁空令”更是罕见。因此，掌握“空中禁区”的相关知识，对于深入理解“禁空令”或“净空令”具有重要意义。
禁空令与禁止林彪座机起飞令
在“九一三”事件中，中央高层关于飞行的命令有两条：一是禁止林彪座机起飞的命令；一是“禁空令”。
先是禁止林彪座机起飞的命令，经过是这样的：
1971年9月12日之夜，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等五人乘坐林彪的专机抵达山海关机场。林彪之女林立衡在北戴河目睹林立果已调来专机，顿时察觉事态的严重性，遂立刻通过林彪警卫团向北京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总理闻讯后，一方面指令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彻查飞机事件，另一方面亲自与北戴河的叶群通电话，以深入了解具体情况。
往常，林彪的专机行动均需逐级汇报，严格审查，相关部门在确保专机安全飞行中井然有序、有条不紊。然而，为何此次飞行却悄无声息地展开，甚至空军司令员也被蒙在鼓里？
在那个星期日的夜晚，吴法宪率先拨通了西郊机场专机师长府上的电话，急切地询问三叉戟飞机究竟是如何抵达山海关的。鉴于山海关机场归海军管辖，周总理在指示吴法宪彻查此事的同时，亦下令海军政委李作鹏对三叉戟256号飞机进行追查。
夜幕低垂，位于北京东南方向仅300公里的山海关海军机场内，三叉戟256号飞机静默地停靠在跑道上，负责守护的安保人员在其周围来回巡梭。针对林彪专机悄无声息抵达山海关的异常举动，周总理立即向山海关机场下达了指令：
若无周总理、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海军政委）四位领导联署的指令，飞机不得擅自升空。
正当周恩来同志及空军、海军司令部等领导机构为彻查林彪专机事件而忙碌不息之际，位于山海关的林彪专机组成员，除机长潘景寅外，包括我在内的其余八人已沉睡于梦乡，对外界风云变幻浑然不觉。
9月13日凌晨，山海关机场的佟参谋长匆匆从调度室赶至停机坪，正欲向机长传达周总理下达的禁止起飞的指令，却目睹飞机已擅自启动，强行滑离。佟参谋长随即指挥油车进行拦截，遗憾的是，未能成功阻止飞机的离去。
周恩来四人联名下达的命令尚未得以执行，林彪乘坐的飞机却在夜幕低垂中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强行升空，迅速没入西南夜空的苍茫之中。停机坪上，众多惊愕的目光紧盯着256号飞机，直至飞机的引擎声完全消失，众人依旧未能从这令人心悸的一幕中回过神来。
大约在凌晨一点五十五分，雷达屏幕上256号飞机跨越国境的画面已然清晰可见，中央迅速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鉴于当时对林彪企图乘机叛逃的动机尚不明朗，对其所策划的阴谋亦所知有限，中央基于全局考量，除实施了必要的应对措施外，亦向全国发布了“空中管制令”。
256号飞机被下达禁飞的指令与所谓的“禁空令”实为两码事。前者系因256号飞机异常行为而在9月12日夜半时分发布，该禁飞令未经周总理等四位领导人的联合签署；而“禁空令”则是在林彪座机逃离国境之际，针对全国范围内的飞行器所颁布，其中涉及的领导人除周恩来、吴法宪、黄永胜外，还包括了毛泽东和林彪，同时将李作鹏的名字从名单中剔除。
吴法宪空军司令员在西郊机场宣读“禁飞令”时，未对林彪姓名作出特别提及，此举或许基于他对林彪当时已在机上的预知。然而，为何在文件中仍旧列入林彪的名字？这是基于中央从国家及党的整体利益出发，鉴于林彪的逃亡系国家最高机密，一旦发布命令，将涉及众多环节和人员。通常中央文件中毛泽东与林彪的姓名并列，若此时省略林彪，很可能会引发众多猜疑和不便。
林彪座机是否重返山海关？
“九一三”事件之后，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曾流传这样的观点：林彪的专机之所以选择北逃，实乃受制于中央发布的“禁空令”。依据之一便是，林彪专机自山海关起飞不久后便折返，返抵山海关机场。这正是因为机场实行了封闭措施，跑道上的照明灯未开启。256号飞机在无法降落的情况下，不得已只得转向西北方飞越国境。
上述言论，对于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的众人，尤其是对飞行知识欠缺的人来说，似乎显得颇有道理。然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却犯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首先，飞机在起飞后并未折返至山海关机场；其次，“禁空令”是在林彪的座机飞越国界之后方才发布的。
在林立果等人起飞前的所作所为显露端倪之际，便已预示了飞机一旦升空，便不会在我国降落。林彪及其同伙在南下广州的计划败露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北逃叛国的道路。他们的慌乱举动，彻底颠覆了副统帅专机往日的庄严氛围，往日热烈的专机迎送场面，被枪声和满载荷枪实弹的军车所取代。即便林彪的阴谋行动已初露端倪，机组人员和警卫战士这些善良之人，心中依旧将他视为领袖，尚未从这些异常现象中反应过来。事实上，若非林立果高举大旗，借势自重，将自身置于显眼位置，仅凭他一人之力，恐怕难以寸步难行。机组中的潘景寅机长等四位成员，也绝不会冒着巨大风险，将飞机迅速升空。
显而易见，林立果为使飞机腾空，在地面上费尽心机，绞尽脑汁。然而，飞机一旦升空，他比任何人都要明白，只要降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任何一座机场，必将面临被扣留和审查的命运。不仅专机如此，即便是普通训练飞机，未经许可擅自起飞，也将遭受严厉的惩处。因此，可以断定，除非有出乎意料的特殊因素，256号飞机在强行起飞后，不可能再次返回山海关机场降落。
这并非意味着他们意图返回山海关机场。部分人的这一解读存在偏差，实为误解。
在林彪座机强行升空之际，我与机组成员中的其余四位伙伴，不谋而合地来到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高塔之中。我们五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雷达标图员手中的画笔上，内心焦急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轨迹。通过对飞机异常转弯行为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断定这一切乃潘景寅与林立果等人在空中激烈对抗的产物。鉴于飞机并未开启通信设备，我们无法从对话中获取空中实况，但仅凭雷达屏幕上飞机轨迹的异常变动，便足以窥见一斑。
林彪座机起飞后是否在空中划问号？
这种幻想的产生，背后有着其特定的缘由。在256号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北戴河林彪寓所内的人们听闻了飞机的轰鸣声，误以为飞机已折返至山海关机场。因机场关闭，飞机无法降落，于是转向北戴河，在空中徘徊良久，最终划过一道问号形状的轨迹，向北消失。正如某本畅销书中所描述。
256号飞机在强行起飞向西南方向后，并未按照预定时间与高度完成一转弯，而是在西南方向持续飞行了四分钟，方才艰难地以小角度向右转向。其攀升速度高达每小时五百多公里，每分钟前进距离近十公里。北戴河坐落于山海关机场西南方四十公里处，飞机在攀升过程中穿越北戴河上空的可能性相当高。
然而，尽管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尚有几分可能性，但目睹飞机的身影则几乎绝无可能。鉴于9月13日午夜时分正值漆黑一片，月色全无，除非飞机恰好从头顶低空掠过，否则即便飞机存在，也几乎难以察觉。再者，256号飞机在匆忙逃离之际，起飞前并未按照规定开启航行灯。在正常情况下，飞机两翼尖端及尾翼上的航行灯本应点亮，左侧为红色，右侧为绿色，尾部为白色。但当时，飞机在强行滑行时，右翼的航行灯已被油车顶部的把手损坏。除了航行灯之外，飞机外部还装有更为明亮、显眼且不断闪烁的闪光灯。这些闪光灯旨在帮助空中飞机相互识别，也便于地面指挥人员迅速定位飞机。然而，256号飞机同样未开启这些闪光灯。当256号飞机飞越北戴河上空时，其飞行高度约为1500米，林办的人员观察到256号飞机飞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更为奇特的是，飞机竟在空中划出一个近乎问号的轨迹，随后便消失无踪。
立足于飞机飞行的视角，一个静止于地面某处的观察者，即便位于问号图形的中心位置，其视野范围内亦无法一窥1500米夜空中，覆盖10多公里范围的飞机完整轨迹，更不用说高楼与树木的遮挡因素了。退一步来说，若是在晴空万里的白昼，身处开阔之地，倒是能够观察到高空飞机在一定范围内的飞行轨迹，将飞机盘旋的部分比喻成问号，也不失为一个形象的比喻。然而，问题在于，从三叉戟256号飞机当夜异常转弯轨迹的任何一段来看，无论从何种角度审视，都无法呈现出一个大致的问号形状。
当晚，山海关机场并未启动跑道灯光及其他夜间飞行所需的设施。依据常规操作，机场调度部门仅在接受到上级明确指令后，方可开启起飞和降落设备，并执行相应的指挥任务。任何部门均无权擅自开启这些设备。尽管三叉戟256号飞机属于重要专机，但若无上级的明确命令，其起飞仍不可行，跑道灯光设施亦不得开启。当晚，256号飞机系依赖自身机载灯光照亮跑道，完成起飞。由于起飞阶段对灯光设备的要求并不高，仅需将飞机正确对准跑道起飞方向，并加大油门即可。
正相反，若跑道灯光未开启，夜间进行安全降落将变得不可行。鉴于256号飞机并不存在起飞后折返山海关机场的情况，自然也就不存在机场关闭、迫使256号飞机离去的情形。
“逼走”一说荒谬。
飞机在河北迁安上空完成艰难的一转弯，最后将航向调整到325度之后就再也没有较大的变化，出境时间是1点55分。在256号飞机向边界飞行的过程中，在空军指挥所进行监控但还不明真相的人，曾多次建议将其用武力击落，毛泽东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秉承这一态度，在未确认林彪等人叛逃事实前，若提前发布全国范围的“禁空令”，若飞机最终并未出境，那将如何是好？毕竟，当时并未有人确切掌握林彪等人的叛逃计划。
林彪乘坐的飞机先行从山海关升空，而中央发布的“禁空令”随后才下达，二者之间相隔了整整1小时20分钟。即便如此，将“禁空令”作为林彪叛逃的借口，实属荒唐至极。
事实上，中央颁布的“禁空令”展现出了极高的远见卓识。正当这一禁令得以贯彻执行之际，林彪的亲信周宇驰等三人，凭借林彪签署的手令，于凌晨三点十五分，从沙河机场的专机师处，非法骗取了一架型号为直五型、编号3685的直升飞机。
256号飞机自始至终未曾开启机载通讯设施，拒不与地面进行沟通，这一行为充分表明了其顽固的叛逃意志。倘若256号飞机愿降落在我国任一机场，中央政府必将毫不犹豫地给予批准。
事后得知，林彪登机起飞之际，周总理已指派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西郊机场备妥一架伊尔-18飞机，并使之随时待命起飞。然而，这架飞机直至天明亦未能派上用场。由此可窥，若256号机在飞行途中开启无线电，表达降落意愿，邻近机场必将立即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条件以确保安全降落。
一种更为奇异的说法源自非法出版物，声称林彪曾通过空中电话与广州取得联系，并在得知无法前往广州后，方才作出改道北逃的决定。
略具飞行常识的人皆知，彼时飞机上仅通过短波、超短波电台，由机组通讯员与地面飞机指挥调度人员保持联络，乘客与地面直接通话之事并不存在，即便是专机亦无此设备。而移动电话的使用，则是近几年的事。为确保飞行安全，空中禁止使用移动通讯工具。由此可见，林彪与广州直接进行空地联系的说法，显得荒谬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