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焦土抗战”长沙焚毁真相
孟昭庚
1938年10月，随着广州与武汉的相继陷落，不久之后，11月10日，日军的铁蹄又踏入了湖南的军事要地岳阳。此时，位于广州与武汉之间的湖南省会长沙，在敌机肆无忌惮的轰炸下，民众心绪不宁，整个城市弥漫着一种风声鹤唳的紧张气氛。
一
在岳阳沦陷的那日，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特意派遣人员于三街六巷中击鼓鸣锣，向民众通报，强调敌军尚在岳阳之北，短时间内绝不可能抵达长沙，叮嘱市民切勿轻信传闻。与此同时，战地服务团的青年团员们分赴四周乡镇，进行演讲，并张贴海报，旨在稳定民心。翌日，已有不少外逃的市民重返城中定居。
11月12日午后，张治中在南岳接到蒋介石的指令，被委以在长沙执行“焦土抗战，坚壁清野”的防御策略。那么，“焦土抗战，坚壁清野”的具体防御手段是什么呢？即在敌军逼近长沙城郊15公里范围内时，采取纵火焚烧城市以阻止敌人的行动。
当晚，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的指令后，即刻向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发出紧急电令，明确指示：一旦长沙面临紧急状况，即刻执行焦土政策，并要求酆悌务必做好充分准备。
酆悌，昔为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的前身）的政治部主任，其官僚气息浓厚，自视甚高，对他人不屑一顾，居于高位，鲜与部属亲近，沉溺于享乐之中。当接到张治中的电令之际，他恰好在副司令唐生明的官邸，参与唐家的晚宴。
唐生明，身为唐生智的胞弟，近日自常德警备司令一职晋升为长沙警备副司令。其妻徐来，乃资深电影明星，姿容艳丽，交际手腕了得，在宴会上令酆悌为之倾倒。酆悌在接到张治中的电令后，未作深思熟虑，便立即下令参谋处的周处长筹备召开“焦土”会议，而他自己却依旧沉溺于唐家的欢愉之中。
周处长紧急召集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长文重孚，以及地方自卫队负责人至警备司令部，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众人等待良久，酆悌在副官的搀扶下，醉意朦胧地步入会议室，宣布道：依照省府主席的命令，一旦日军侵犯长沙，即刻执行“焦土政策”，所有具体实施方案将由周处长负责拟定，并在充分商议后，各位同仁分头执行。言毕，酆悌便离开了会场，返回了自己的公馆休息。
在周处长的主持下，会议最终确定了详细的实施计划。首先，由警察局全力以赴，劝说市民撤离，同时严密防范暴徒趁机生事。市区内的安全维护交由警备第二团负责执行，而郊区则由地方自卫队负责放火。放火作业以三人一组进行，各小组间保持50至100米的距离。所需汽油由警备司令部统一调配，每组配备一小桶。所有市内的放火小组均由徐昆团长统一指挥，一旦拉响警报，即刻启动放火程序。
二
1938年十月，随着武汉的陷落，肩负着国共合作重任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前往南岳的途中，途径长沙。他选择入住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亦称“八办”或“湘办”。与他同行的，还有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一众将领。
在此之际，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及其率领的第三厅部分成员，连同他们所辖的数个抗敌演剧队与宣传队，自武汉撤退后，亦已抵达长沙。这些队伍均系当年八月，在武汉昙花林由周恩来亲自筹划并相继成立的。目前，三厅的全体人员和单位需继续向湘潭转移，然而湖南省政府承诺提供的车辆却已尽数告罄，令郭沫若、洪深等知名文人焦急万分，连连跺脚。幸得周恩来抵达长沙，得知三厅的困境后，他临时购置了一辆旧车，并委托八路军办事处借得另一辆，加上原有的车辆，仅凭这三辆车来回搬运行李及笨重物品。周恩来还亲自莅临现场，他将人员分为两队，一队步行前往湘潭；另一队则前往车站等候火车。
11月12日，这一天，恰逢孙中山先生诞辰72周年，也是蒋介石下令张治中执行“焦土抗战”的命令之期。清晨时分，周恩来将前往湘潭的三厅人员召集至操场，举办了一场简短的纪念活动。借此良机，周恩来镇定自若地阐述了岳阳战场的最新战况以及当前的抗战局势，并展望了胜利的必然趋势。他着重强调，当前的政治任务在于宣传坚持团结、抗战、进步，抵制分裂、投降、倒退，以巩固和拓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他叮嘱大家要特别留意敌机的空袭，行军时不可过于集中，应保持适当间距，一旦发现敌机，应迅速分散开来。
11月12日午后四时左右，长沙城内秩序渐失，民众焦虑不安，流言四起。国民党部分要员掌控了所有交通工具，携家带口、携带财物，纷纷逃离长沙。市民们对真相一无所知，纷纷外出询问，然而从战场传来的信息依旧声称敌人尚在100公里外的汩罗江北岸停滞不前。即便如此，三厅旗下的演剧队、抗宣队依然按照原定计划，在街头继续书写抗日标语与口号，直至任务完成，方在暮色中撤离长沙。
夜深人静之际，周恩来再次亲临三厅的驻地进行探望，关切地询问郭沫若、洪深等人的撤退与行李搬运进展。他关切地对郭沫若、洪深等人说道：“我刚刚与陈诚、张治中通了电话，他们均表示前线并无战事，张文白（张治中字文白）更是连声表示‘风平浪静’，看来今晚应该不会发生任何意外。你们可以安心休息，待行李运送完毕后即可启程。我打算好好睡一觉，明日一早将与剑英同志一同前往南岳参加会议。”
近日，周恩来连日来几乎未曾合眼，听闻他本人提出要好好休息一番，众人都感到欣慰。然而，当他重返“八办”后，依旧是一番忙碌，直至身着睡衣方才安顿下来。
三
11月13日凌晨约2时，长沙街头弥漫着异常景象：身着蓝布制服、肩扛步枪的警备队士兵，手持汽油桶，三三两两地疾步奔跑，不久便有几处地点燃起了熊熊烈火，火光冲天。
原本，夜幕低垂之际，前方来电报告：敌军已开始向岳阳以南，距离长沙约一百余公里的新墙河一带进发。译电员在慌乱中不慎遗漏了“墙”字，导致“新墙河”被误译为仅距长沙数公里的“新河”。这一错误信息首先被自卫队获知。那些心怀不轨、渴望趁火打劫的乌合之众，不顾上级是否有命令，也未接到任何警报，便率先在城郊点燃了火焰。此时，长沙城防守力量极为单薄，惧怕敌人的官兵普遍怀有早日逃离这一危险地带的念头。突然间，四面火光冲天，他们顿时感到茫然失措。
警备二团团长徐昆目睹四周火光冲天，遂立即驾驶摩托车驰往警备司令部请示情况。抵达司令部时，只见遍地纸屑杂物，各级官员均已不知去向，唯有数名士兵正在匆忙捆扎物资，准备逃难。面对这种答非所问的混乱场面，徐昆焦急万分，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无奈之下，他只得匆匆返回团部。一瞧，团部亦是一片混乱。他长叹一声，说道：“走吧！”短短不到一小时，长沙城便沦为一片火海。待省府主席张治中从睡梦中惊醒，火势已蔓延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惊恐不已。待真相大白，大祸已酿成，即使下令补救，也为时已晚。
他们怎能如此迅速入城？两人不及细想，迅速拿起各自携带的皮箱，从后门穿过火巷，跟随人群奔向湘江之畔。途中，人潮汹涌，彼此践踏，孩童哭喊着寻找父母，父母们声泪俱下地呼唤着孩子，那悲凉绝望的景象令人胆寒。面对悲痛欲绝的难民，周总理义愤填膺地表示：“如
若是汉奸所为，火灾不可能在整座城市同时爆发。然而敌军距离我们还有百公里之遥，他们为何自行点燃火焰？究竟是谁下达了这样的指令？
民众愤慨地高喊：“严惩纵火犯的罪魁祸首！”
周恩来始终牵挂着三厅及演剧队的每一位同志。行至公路，经过一番交涉，他与叶剑英等人终于搭乘了一辆国民党辎重兵团的卡车，驶向湘潭。见到刚抵达湘潭的抗宣一队的同仁时，他立即关切地询问：“是否见到了郭沫若同志？”得知郭沫若他们已顺利渡过湘江，他才松了一口气。周恩来过江后与郭沫若相见，得知人员均已安全撤离，仅最后一车行李未及运出，可能遗失，但他仍感到欣慰，轻声说道：“只要人安全就好！”指示完三厅人员的安置事宜后，周恩来未及喝一口水，便与叶剑英、郭沫若一同登车，返回长沙，欲一探究竟。他心中始终挂念着无数扶老携幼、流离失所的长沙市民。当他们返回长沙，在城外关帝庙稍作休息时，大火仍在肆虐，长沙全城依旧被浓烟笼罩。
长沙之火燃烧了两夜一日，直至自行熄灭，整个城市化作一片焦土，目之所及，皆是倒塌的断壁残垣。周恩来、叶剑英两天前曾入住的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那栋楼亦已化为灰烬。初步统计显示，这场大火摧毁了五万余座房屋，使得约二十至三十万居民流离失所，死亡人数超过两万，伤残者更是数不胜数。尤其是那些从抗敌前线归来，暂时留在长沙的4000余名伤残官兵，竟无一人幸免于难。
驻足南岳的蒋介石，听闻此事后怒不可遏，言道：“此等过失皆因我用人失当，亦因我国人才匮乏所致。”他又说，“文白不知自己责任何在，竟将之视为寻常罪过，还想推卸责任，此等无知无能之举，虽小，却关乎革命大义与廉耻之道……”言罢，他即欲前往长沙。陈诚竭力劝阻，指出长沙兵力空虚，人心惶惶，建议待局势稍稳后再北上。陈诚一方面紧急调度附近俞济时的第二十军火速赶往长沙，另一方面电令张治中迅速指挥部下清扫数条街道，扑灭余烬，稍作门面修饰。
四
11月14日，周恩来与叶剑英一同前往南岳，参加由蒋介石主持的全国性抗战大会。周恩来在与蒋介石见面后立即质问道：“为何要制定如此政策？”
蒋介石言：“吾旨在令他们实施坚壁清野，推行‘焦土抗战’之策。不料，执行此任务的却是一群废物！”
“这岂止是简单的坚壁清野？把长沙化为灰烬，简直是丧失人性的极端残忍！”
在会议中，周恩来发表讲话时，并未将长沙大火事件与蒋介石提出的“焦土抗战”战略直接挂钩，而是从正面阐释了“坚壁清野”策略的正确性。他首先发声，言辞犀利：“必须认识到，蒋委员长所倡导的‘焦土抗战’与‘坚壁清野’实为抗战策略的一部分，亦彰显了我国人民背水一战、绝地求生的坚定意志。但中央政府过于依赖军事手段，忽视动员民众，片面执行‘焦土抗战’方针，实为谬误。‘坚壁清野’实则是一项深入人心的群众工作，旨在凝聚民心、共御外敌。我们必须深切关怀并妥善保障民众的福祉，确保他们的安全与生活，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方能赢得他们的支持，让他们愿意放弃个人局部利益，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奉献。
具体措施上，应妥善安置老弱妇孺，组织青壮年与军队一同转移物资财产，能带走的即带走，能埋藏的即埋藏，唯有无法搬移和藏匿的，方才忍痛销毁，以此困住敌人、遏制敌人。然而，今次长沙之火，未进行事先动员、通知和安抚，深夜时分突然全城燃起，无数居民丧生、财产焚毁，侥幸逃生者，在严寒的冬季，亦难寻栖身之地，难免冻饿而亡。此种行为，非但未利用敌人，反而助长了敌人气焰，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绝非真正的‘坚壁清野’。”
周总理那充满激情的长篇演说，论据充分、立场坚定、措辞得体，除了少数顽固分子之外，所有在场者无不深受触动。蒋介石则始终保持着冷静的聆听态度。面对长沙各界人士以及全国民众的舆论施压，尤其是在周恩来先生的据理力争下，蒋介石最终不得不采纳了周恩来提出的三项善后措施：一是划拨五十万元款项用以救济灾民；二是动员五千民工负责清理街道、掩埋遗体、搭建临时住所，并妥善安置灾民；三是迅速严厉惩处放火犯魁。
11月16日夜晚，蒋介石抵达长沙，实地考察火灾的灾情。他目睹了长沙遭受劫难后的惨状，耳闻民间的怨声载道，心中悲痛不已。面对陈诚、张治中等军政要员，他沉重地说：“长沙的焚毁，给我们的精神带来了千倍万倍的打击，这种可耻可悲的景象，实在令人难以承受。”他决定举办茶会，款待华侨和外侨，亲自向外国友人表达歉意。然而，全城一片狼藉，连一包茶叶也难以寻觅。
为安抚民众怒火，蒋介石发布命令，对指挥纵火行为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以及湖南省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执行枪决，并宣布对省府主席张治中予以撤职并展开调查。
张治中被宣布撤职，但幸免于罪，旋即由风光十足的封疆大吏被派充侍从室主任。湘人怨气冲天，在残壁上写着：“敌军兵临城下，主席慌乱失措；熊熊烈火冲天，全城化作焦土。”“电讯传递失真，铸成大错。罪魁祸首，推诿责任。”“新墙河属于岳阳，长沙新河却少了一‘墙’。这‘墙’将两个府（岳阳府与长沙府）隔开，合为一府实属荒谬。”“三颗人头，一把火……”等等，以此宣泄心中的不满与愤怒。
1940年九月，张治中接棒陈诚，荣任军委会政治部长一职。就在他履新之际，有人在部长室的后门巧妙地题写了“小心火烛”四字，以此作为戏谑的点缀。
五
南岳会议落幕之际，周恩来与叶剑英迅速抵达衡阳，紧急召集中共干部召开会议。他们号召全体人员倾尽全力投入长沙的救灾工作，并特地指派洪深同志即刻率领政治部第三厅的干部及演剧队，先行一步前往长沙。
11月17日，周恩来重返长沙，亲自部署救灾工作。他决定以三厅下辖的5个队伍为核心力量，并补充以三厅“八办”的几位工作人员，共同组建一支专门的善后工作突击队。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动员大会，亲自阐述了工作计划和具体要求，并为每位队员颁发了一枚臂章。
经火灾肆虐后的长沙，市面上已难觅一物，周恩来同志及三厅在长沙的全体工作人员，亦如众人般，仅能以随身携带的少许咸菜作为主食。
抢救伤患、核实遇难者遗体以备安葬或家属认领、紧急运送粮食及物资、清扫街道、设立粥棚、组织灾民返回城市、确保主副食品的供应、分发救济金、张贴宣传海报以恢复抗日宣传，同时还要分拨人力筹备出版《新长沙报》。尽管人手紧张，任务繁重，但周恩来凭借其非凡的精力与卓越的组织能力，统筹全局，充分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最终战胜了重重困难，各项任务均告成功。
周恩来察觉到宣传队员们对于书写“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标语和墙报持消极态度，甚至有的干脆不参与。他深知这背后是同志们对蒋介石消极抗战态度的不满。于是，他向众人阐释道：“既然蒋介石未能坚持抗战到底，我们自然无需拥护他。但如今他仍在言谈中提及抗战，且下令惩处了纵火犯酆悌、徐昆、文重孚，并慷慨拨出重金救济灾民。我们高呼‘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这不仅有利于打击投降派，支持抗战派，更有助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周恩来的深入教导，同志们终于深刻领会了毛主席提出此标语、口号的深刻用意。
国民政府一经拨款50万元用于救灾，国民党内的大小贪官便纷纷贪婪地觊觎这笔款项，不遗余力地争相争夺。
夺取发放权。灾民之间早已热议纷纷，他们纷纷表示，往昔救灾之时，往往见贪官横财，灾民徒受其名。众灾民忧虑，国民党政府中的那些贪官污吏或许会假借名目，层层盘剥他们求生的救命钱。
在周总理的坚持下，湖南省政府将救济金的发放工作交由中共直接指挥的善后工作特遣队负责。周总理深信，这支特遣队能够确保每一分钱都抵达灾民手中。然而，面对数十万元巨款在短时间内分发给众多灾民，且在露天环境下进行，不出任何差错实属不易。周总理首先想到的是，若汉奸作乱或敌机空袭导致现场混乱，踩踏事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该如何应对？他冷静地与全体同志共同商讨，预见到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并针对每一个细节制定了应对困难和突发事件的预案。最终，他深情地对特遣队成员表示：“我们首先要做好自我牺牲的准备，若敌机来袭，我们要保持镇定，这样灾民才能保持秩序。领款手续要尽量简化，我和叶剑英同志届时一定会到场协助，你们要坚定信心，百分之百地相信我们能够完成任务！”
为确保救济金发放工作顺利进行，周恩来在短短数日内，亲自拟定并亲笔撰写了一封极具感召力的《告长沙同胞书》。在这封《告长沙同胞书》中，周恩来一面以严词重拳痛斥放火者对民众犯下的不可宽恕的罪行，一面巧妙地转换笔锋，强调大火给人民及抗日事业带来的巨大损失与困境。他明确指出，此刻唯一的补救之道便是全民团结，重建家园，坚定不移地持续抗战。这篇《告长沙同胞书》赢得了各界的广泛支持，迅速激发了处理大火善后事宜以及齐心协力抗日的高昂情绪。
在救济金发放的日子，破晓时分，洪深便将突击队员们召集，将队伍分成两队，一队前往教育会坪，另一队则行进至四十九标广场。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领导人物早已在场等候。成千上万的灾民陆续进场，其中有人认得周恩来，或是听说过他是中共副主席，不禁感慨道：“有他在此，即便是天塌下来，我们也能挺过去！”
发放款项之际，敌机如期而至。敌机在上空进行侦察时，地面上的众多人头却静止不动。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均沉着冷静地坐在指挥台前，场面井然有序。敌机在空中盘旋数圈后，终究离开了。此事件后来被誉为“奇迹”，传闻敌机透过反光镜瞥见周恩来后，竟然惊慌失措地飞离。这则神话在灾难过后的长沙城中广泛传扬。
发放救济金成为大火善后工作的最高潮，得益于事前的周密筹备，整个过程进展异常顺畅。短短一周内，便完成了从宣传到结束的全过程。共计发放了超过9万份救济金，每人5元，即便是大火中诞生的婴儿，也享有了这份关怀；对于那些因投亲靠友暂时无法归来的受灾者，突击队更是派遣专人前往邻县代为发放款项。
事后，灾民们均深知此次救灾款的发放乃由共产党领袖周恩来亲自领导与指挥，众口一词道：“难怪如此！唯有他，方能具备如此非凡的魅力！”
周恩来树立了赈灾廉洁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