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的中国大地上，一场关乎存亡的战略转移正在进行。中央红军，经历了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兵力从八万六千余人骤减至不足三万。这支疲惫的队伍，面对的不仅仅是后方数十万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
前方，一道天然的屏障横亘眼前——乌江。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两岸尽是悬崖峭壁。国民党军早有部署，已将所有渡江工具付之一炬，意图将红军彻底围堵在此。
乌江天险，宛如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红军行至贵州瓮安县猴场镇，身处绝境。国民党追兵如同潮水般涌来，薛岳指挥的十余万大军逼近，红军腹背受敌。
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困境，更是战略上的死局。当时的红军，正面临着被全歼的巨大风险。
命运的抉择
危急关头，一项关键的会议在猴场镇紧急召开。那是1934年12月31日，一直持续到1935年元旦。会议讨论的，是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方向。
内部，关于行军路线的争论异常激烈。以李德、博古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仍坚持原定计划，主张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他们认为这是“万全之策”。
然而，毛主席对此深表忧虑。他清楚指出，如果继续北上，将面临蒋介石调集的重兵进行双重夹击，红军必将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他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这一大胆的提议，得到了周总理和朱德等人的坚定支持。最终，会议决定强渡乌江。
刘伯承被任命为强渡乌江的总指挥，肩负起了这一生死攸关的重任。渡江任务立即展开，但初期的尝试并不顺利。
红军小分队曾尝试潜渡，但因水流过急、地形复杂，多人不幸牺牲。随后，又组织了竹筏偷渡，部分人员失联，其中便有战士毛振华。
军委纵队的工兵营营长王耀南，面对的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乌江水流湍急，没有可用的船只，也缺乏充足的木材来搭建传统的桥梁。
绝境生妙计
正当所有人为如何渡江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年轻的身影走了出来。他叫石长阶，是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年仅19岁。
石长阶是贵州本地人，对当地的地理环境和竹子特性了如指掌。他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创新的方案：利用当地盛产的竹子，搭建一座竹筏浮桥。
这个看似异想天开的建议，很快得到了王耀南营长的采纳。竹子在水中浮力好，韧性强，是搭建浮桥的理想材料。
王耀南迅速组织人员砍伐竹子。他特别强调，红军有严格的纪律，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附近的百姓得知红军的困难，也自发前来帮忙。
彭德怀同志也调来了两千名战士，协助架桥任务。军民一心，共同面对乌江天险。竹子被快速运到江边，战士们争分夺秒地进行捆扎。
竹筏浮桥的搭建工作异常艰苦。黔军发现红军的意图后，立即调集炮火猛烈攻击。密集的炮弹落在江面，水花四溅。
红军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在江上努力地搭建着浮桥。许多人在炮火中倒下，鲜血染红了乌江水。
红一军团的炮兵连连长赵章成，指挥着炮兵部队对黔军阵地进行精准反击。炮弹呼啸着落在敌人的碉堡上，压制了敌人的火力。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之前在偷渡中失联的毛振华，并没有牺牲。他和几名战友，在乌江对岸找到了突破口。
他们在黔军后方发动突袭，成功攻破了敌人的碉堡，并缴获了重武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与红军的正面突破形成了有效配合。
在架桥过程中，为了稳固浮桥结构，石长阶冲在最前面。他不幸中弹，献出了年仅19岁的宝贵生命。他用自己的牺牲，为红军的渡江铺平了道路。
胜利的曙光
经过整整36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一座由竹子搭建的简易浮桥，终于在1935年1月2日横跨乌江。它不仅是物理上的桥梁，更是红军绝地求生的希望之桥。
浮桥刚刚建成，红一军团第四团便率先突破了黔军的防线。战士们呐喊着冲过浮桥，迅速在对岸站稳脚跟，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
1935年1月3日，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顺利渡过乌江。紧接着，1月5日至6日，红三军团也在茶山关渡口实现了突破。
从1月1日猴场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到1月6日全军渡江完成，仅仅用了六天时间。红军成功击溃了黔军六个团，俘获五百余人，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乌江渡江的胜利，为红军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国民党军的围堵计划彻底失败，红军摆脱了被歼灭的危险。
1935年1月7日，红军成功占领了遵义。这座城市，为接下来召开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如期召开。这次会议彻底清算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左”倾错误路线。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红军的战略战术得以灵活调整，不再受僵硬教条的束缚。
结语
从乌江的突破到四渡赤水，再到金沙江大转移，长征的被动局面逐渐被扭转。乌江渡江的胜利，无疑是奠定中国革命最终胜利基础的关键一步。
这场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成功。它更是红军在生死关头，凭借集体的智慧、坚韧的勇气以及无数战士的无私牺牲，共同铸就的辉煌。
乌江，这道曾被敌人视为红军死路的“天险”，最终在无数红军将士的奋斗下，变成了中国革命凤凰涅槃的“生路”。石长阶，以及许许多多像他一样无名英雄的贡献，永远铭刻在历史之中。
